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民政部近日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等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新征程上，我们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莫荣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特别是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的新成就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探索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和认真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把握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的新成就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四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624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大局始终保持稳定。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城镇就业规模从2012年的3.7亿人增长到2025年的4.75亿人，3亿农民工通过就业实现增收，就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劳动者工资收入持续增长，劳动权益保障步入法治化轨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来源，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技能劳动者超过2.2亿人。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着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人口结构变化、就业形态灵活、产业技术变革等构成了三大挑战。

　　人口结构变化重塑劳动力供给新格局。人口是就业的基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但劳动力总量开始进入减量发展阶段。“十五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但由于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就业人口进入高峰期，每年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依然保持在高位，加上近千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总量压力始终存在。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结构矛盾不断深化。表现为结构“大龄化”与“青年高峰平台”的并存，青年就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大龄劳动者增多，面临技能单一、适应性弱、再就业困难等问题，对就业政策“适老化改造”的需求迫切。劳动力供需结构性错配表现将更加突出。市场对年轻、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但年轻劳动力补充速度减慢，特别是技能要求升级，将进一步加剧“有人没活干”与“有活没人干”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全球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表现为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但我国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同时叠加了“未富先老”的挑战，“总量减、结构优”的人力资本转型压力，以及“大龄化”与“青年高压”并存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了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劳动力供给背景。

　　数字化发展使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不断增加。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序列，数字化平台通过其先进信息系统与智能算法，大大压缩传统雇佣关系中高昂的劳动力搜寻、谈判、监督、执行四类交易成本，重构劳动分工与就业新形态。企业将完整的“工作岗位”解构为可独立交易的“微任务”，推动了就业市场从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向高效率的“工作任务市场”演变，劳动者得以近乎“零门槛”地接入全球劳动分工网络，这是灵活就业大规模兴起的根本经济动因。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标志着分工的核心从“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升级为“技能与数据化任务的匹配”，它推动了就业市场从相对稳定的“岗位结构”向动态流动的“技能生态”转变。随着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就业整体也呈现灵活化、多元化、非标准化的状况，就业组织方式、用工关系、收入结算均发生显著变化，以新就业形态为核心的数字化灵活就业，已从劳动力市场的“补充角色”演变为“重要支柱”，灵活就业人员超2亿人，构成了庞大的就业基本盘。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劳动力市场格局，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替代效应、创造效应、变革效应三种效应的叠加。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使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就业替代效应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直接接管人类工作，特别是重复性、程序性、标准化工作，如数据录入、基础客服、部分脑力劳动，导致出现任务替代、技能贬值、流程重组等冲击原有就业岗位的情况，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失业产生，阶段性冲击集中体现在青年、白领、大龄低技能劳动者等群体技能错配更加突出。同时，AI创造的就业岗位与替代出来的劳动者出现技能不匹配和匹配滞后现象，加之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教育和培训体系更新速度，导致高层次研发人员、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严重短缺，低技能劳动者面临被挤出市场风险，结构性就业矛盾进一步凸显。两种效应导致的就业风险，表现为高技能人才薪酬水涨船高，初级技能岗位被替代。变革效应使就业形态更加多元。未来，工作模式将转向“人机协同”，工作价值链从基础执行层向人机协同层、高阶认知层和情感交互层迁移。这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人机协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此同时，部分新生代劳动者在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下，更加追求稳定、体面和发展前景明确的工作，对传统高强度、低技能岗位意愿偏低，找工作出现“求稳”和“慢就业”心态，与市场岗位供给形成严重错位。因此，如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切实纳入“高质量充分就业”范畴，是亟待解决的治理挑战。

　　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业在宏观经济循环中居于枢纽地位，是连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关键环节。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深度融入宏观政策制定、产业规划和人力资本开发全过程，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坚持就业优先，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把高质量充分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发展目标优先、宏观调控优先、政策协同优先，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制定产业政策时优先考虑就业带动效应，优先支持先进制造、消费热点、重大工程、民生保障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领域，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动能。尤其要树立“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的大就业观，强化就业影响评估，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时，同步开展岗位创造和失业风险评估。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要鼓励企业开发和使用增强人类能力、与劳动者互补的人机协同技术，使技术成为赋能劳动者的工具而非简单的替代者。同时，健全失业预警和规模性失业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的底线。

　　坚持投资于人，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破解这一矛盾，治本之策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紧紧牵住技能人才培养这个“牛鼻子”，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统筹教育、培训和就业，加快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及时编制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动态优化调整各类院校专业结构，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相协同、与岗位需求相适应。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聚焦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联动模式。同时强化技能导向的薪酬激励，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增强技能就业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坚持人民至上，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升就业质量。高质量充分就业最终要落到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要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劳动者。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这一突出短板，加快推动相关立法，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制度，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用人主体广惠及，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和“15分钟”就业服务圈，实施“人工智能+就业”，提高人岗匹配效率。提升劳动关系治理能力，使劳动关系更和谐、权益保障更到位、就业环境更公平。

文章来源：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