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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堂林: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研究
2022-06-20
  一、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纵观国际——发达国家通过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性与完备性增强自身经济韧性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在大国博弈过程中不断变化,加之一轮接一轮的科技革命周期性地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革,再加上全球疫情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

  从国际来看,大国之间在贸易领域、关键技术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这种博弈客观上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使全球产业链迁移和重构进入加速阶段。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规模爆发,使各国意识到产业链完整性,尤其是医疗基础设施产业链完整性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了很多研究产业链、城市“韧性”的学者,他们普遍认为制造业占比维持在一定区间的发达国家经济“韧性”相对较强,受疫情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自身产业链的完备对一个国家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审视国内——依托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升级是中国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由之路

  从国内来看,我国是唯一一个具备联合国产业目录中所有产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完备性,但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着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价值链高端环节“核心技术”掣肘和价值链低端环节比较优势丧失对中国产业链完备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传统劳动力红利等要素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链演化升级是必然举措。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及形成,一是需要产业链的重构,二是需要创新链的支持。

  (三)聚焦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要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产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要在更高层面整合京津冀产业发展”。京津冀要实现产业协同,则需要在空间维度上重新考虑三地的产业布局,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使得京津冀三地能够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紧密、资源共享、深度嵌套的产业发展格局。

  为什么说京津冀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尤为重要?因为在现实中,产业梯度较大是制约三地产业对接融合的关键因素。如何破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是突破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关键时期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推动京津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和新动力,也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北京依托自身强劲的创新源动力,辐射带动津冀两地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关键举措,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理论基础

  产业链的形成经历了“由点及线”到“由线结网”的演变过程,产业链中初始节点是产业链的关键载体,关联基础在于各节点之间的比较优势是否形成互补,这是“强强联合”的重要前提。社会资本在串联各节点过程中起到一个关键的媒介作用。所以,产业链演化或者说转型能够实现的关键在于——要找出产业链中各个主体之间,有效适应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最优的一个生产网络组合,这个生产网络组合就是产业链构建的基础。

  (一)产业链的形成

  从产业链的概念看,学术界对产业链中节点的判定一般分为核心企业和产业集群两种类型。第一个类型:从企业为节点构成的产业链来看,以网络化组织而非单个企业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生产组织内部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弹性是产业链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二个类型:从集群为节点构成的产业链来看,各产业集群之间在企业维度、价值维度、供需维度和空间维度交织形成产业链,四个维度之间的对接机制是产业链形成的内在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是推动对接机制形成的重要力量。基于乘数效应下的“1+1>2”价值增值模式是产业链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二)产业链演化:各阶段的关联基础

  产业链演化需要基于四个维度,也就是说,它的各节点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区位优势,二是政策优势,三是产品优势,四是技术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于低成本优势,它的核心要素是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政策优势来自于政策性红利,包括土地供应、税收优惠、营商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的服务配套。产品优势主要来自于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包括品牌、标准、关联厂商整合能力。技术优势也叫产品迭代力,集成了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关联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

  产业链发展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1.早期阶段:区位关联

  早期产业的发展来自区位优势,比较典型的是在农业社会,人类一般择水而居,有河流、湖泊的地方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我们才有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

  从产业链的角度说,早期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在人口集聚的地区更容易形成竞争优势。城市是最早产生除了农业以外其他产业的地方,就是因为城市中人口集聚。当然,早期产业一般来说比较低端,产业链条比较短,覆盖半径也比较小,基本依托镇域或县域的尺度来布局。从技术投入密度来看,这种技术投入的形式更多的是“师傅传授徒弟”式的工匠技能传递,具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知识)锁定效应。

  2.成长阶段:政策关联

  政策关联的重点在于通过优惠政策实现产业及产业链在区域的集聚,再通过政策手段(包括税收优惠、税收分成、供地优惠、基础设施保障、其他政府服务配套等)来降低企业及产业链的成本,进而使其在更大的区域内形成竞争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政策洼地为企业和产业链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吸引了关联产业集聚,筑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又进一步往两端进行高附加值阶段的延伸。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产业逐渐向园区内集聚,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但整体还是属于低成本优势导向的发展模式。

  3.中期阶段:产品关联

  产品关联是在区域里的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环节过程中形成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华为和丰田。华为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丰田汽车的发展带动了日本丰田市相关产业及丰田汽车配套产业的发展,使丰田成为一个汽车产业城市。

  通过产品关联,各个产品为核心企业的关键产品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以汽车产业为例,随着汽车性能的日趋成熟,汽车的核心驾驶功能差异逐渐缩小,不同消费群体对驾驶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的需求开始增多,车载音响、电吸门、加热座椅、车载显示屏、人机语音识别系统等这些功能逐渐成为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汽车的发展促进了相关产品的发展,进而形成产品关联,并通过强强联合提升整个产业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4.成熟阶段:技术关联

  到了产业链发展的成熟阶段,从消费端来看,用户需求的多样性显著提升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开始缩短,产品的快速迭代能力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为了实现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和快速迭代,敏捷制造及精益制造就变得非常重要。把一个概念性产品快速变成样品,成了产业链竞争中一个很高的境界。

  (三)产业链演化动力的来源

  为什么产业链会不断演进?它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竞争迫使产业链各企业之间更加团结;二是通过产业链构建,通过长期合作降低企业的信用和生产成本,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提出,企业战略、竞争优势、需求环境、要素条件、支持性产业情况、发展机遇和政府是影响产业链演化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结合外部市场需求,通过“三来一补”等新的生产模式倒逼产业链的调整升级,这一阶段产业链的布局主要以外部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链的竞争力来源于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市场的需求萎缩,以外贸为导向的产业链面临着较大压力,国内要素红利开始消失,尤其是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近年来,我们的产业链开始面向国内布局,国家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未来我们面临着内需提振难度较大和国外厂商争相涌入的双重挑战,这会对产业链产生重大冲击,每一次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冲击都是产业链演化的主要动力。

  三、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进展与趋势

  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进行梳理:一是运用大数据分析识别出京津冀城市群内比较优势持续时间较长的产业部门,再从比较优势行业的空间布局及演化趋势等角度展开分析。二是通过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横向比较,找寻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是围绕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重点行业——高技术产业部门,对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发展成效进行测度。四是从研发投入环节、成果转化环节和创新产出三个环节入手,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内创新扩散涉及主体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城市群内的创新扩散效应。

  (一)京津冀比较优势(制造业)产业门类及空间分布情况

  1.沧州、保定和邢台是京津冀城市群内制造业产业链核心节点较多的区域

  大数据显示,2000至2019年,京津冀制造业行业部门共有优势行业572类,在这些行业中,比较优势持续周期超过15年的行业门类共有210类,这210类行业及其所属区域构成了京津冀产业链中的核心节点。从这些长期具备比较优势行业(产业链中的核心节点)的空间布局来看,天津域内有10类、石家庄域内有7类、保定域内有29类,唐山域内有16类,衡水域内有20类,沧州域内有51类,廊坊域内有12类,秦皇岛域内有5类,邯郸域内有16类,邢台域内有35类,张家口域内有6类,承德域内有4类。

  2.京津冀产业链中沧州的比较优势行业优势地位较为突出

  京津冀优势最显著的三类制造业,绝缘制品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均位于沧州。可见,沧州在区域制造业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张家口的矿山器械制造、葡萄酒制造;唐山的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制造;廊坊的防水建筑材料制造;保定的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天津的自行车制造;秦皇岛的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天津的黑色金属铸造;保定的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天津、唐山、保定和沧州依托技术成果建立起较为显著的行业比较优势

  京津冀城市群内依托技术成果获得行业比较优势的区域有天津(6类行业)、唐山(5类行业)、保定(3类行业)、沧州(3类行业)、石家庄(1类行业)、廊坊(1类行业)、秦皇岛(1类行业)、张家口(2类行业)共8个城市。

  4.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的比较优势行业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相对较低

  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比较优势行业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均不足1项/户,也就是说,它们的优势制造业在专利技术上的支撑相对不足。

  (二)京津冀城市群各地全产业链演化特征分析

  1.沧州、廊坊和衡水的产业链完整度提升显著,石家庄和保定的产业链完整度下降明显

  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中节点的数量来看,仅石家庄和保定两个城市的比较优势行业(节点)数显著下降,其产业链的完整度有所降低。石家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从2015年的332类下降到2019年的253类,减少了79类,保定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从2015年的387类下降到2019年的252类,减少了135类。也就是说,石家庄的79类、保定的135类,从前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业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

  京津冀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均呈上升态势。比较典型的有:廊坊从2015年的240类上升到2019年的341类,增加了101类;衡水从2015年的312类上升至2019年的392类,增加了80类;邢台从2015年的348类上升至2019年的427类,增加了79类。

  从2015年到2019年,邯郸的产业链完整度一直排在第一位;保定在2015年排第二位,到2019年排到了第十位;沧州在2015年排在第三位,在2019年仍然是第三位。邯郸、保定、沧州、邢台是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强市。

  2.石家庄、保定产业链中的节点距离明显拉长,行业间的直接关联关系有所弱化

  3.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利于末端比较优势行业发展

  京津冀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一些“支链”中的枢纽型比较优势行业缺失较为明显。以石家庄和保定为例,从2015年到2019年,石家庄和保定的“缺链”环节并未被有效补齐,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三)主要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关联效应分析

  1.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复杂网络中节点城市发展不足

  通过复杂网络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进行分析发现:在产业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为北京,节点城市仅有天津,河北省各地级市均为边缘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为上海,节点城市有南京、宁波等5个城市。在创新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有北京,节点城市仅有天津,河北省各地级市均为边缘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为上海,节点城市有南京、宁波等7个城市。

  所以不管是产业部门还是创新部门,在复杂网络节点中,京津冀城市群都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节点城市发展相对不足的问题。

  2.京津冀城市群内边缘城市的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发展基础差距较大

  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链与创新链节点度值偏离度较大的城市占比偏高。某个城市的产业部门节点度值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产业关联的边的数量,创新部门的节点度值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创新关联的边的数量,该城市两部门节点度值的偏离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产业链发展地位与创新链发展地位的差距情况。

  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偏离度较高的城市有张家口(43.33%)、秦皇岛(38.03%)、廊坊(29.17%)、石家庄(25.45%)和保定(22.15%),占京津冀城市群所有城市比重为38.46%;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偏离度较高的城市有舟山(24.75%)、泰州(22.34%)、合肥(20.41%),占长三角城市群所有城市比重为11.54%;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变异系数均小于20%,整体上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融合发展成效较好。由此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内尤其是边缘城市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链发展滞后于产业链发展的现实情况,制约着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整体融合发展成效。

  (四)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效应测度分析

  1.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耦合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两部门的耦合协同度不断提升。从规模来看,2010至2019年,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存续企业数由6560家增长到12217家,年均增长率为7.15%。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存续企业数由28.17万家增长至102.39万家,年均增长率为15.42%。从两个产业部门的耦合协同度来看,由2011年的0.0986增长到2019年的0.7166,年均增长率为28.14%,呈逐年上涨趋势。

  2.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成效的区际差异显著,河北省各地级市两部门耦合均处于失调状态

  结合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京津冀城市群内处于第一梯队的有北京,处于第二梯队的有天津、石家庄、沧州、衡水,处于第三梯队的有保定、廊坊、邯郸、邢台,处于第四梯队的有唐山、承德、秦皇岛、张家口。

  2010至2019年,第一梯队北京两部门耦合从初级协调发展到了中级协调状态。在第二梯队中,天津一直处在濒临失调状态,石家庄从中度失调发展到了轻度失调状态,沧州和衡水从严重失调发展到了轻度失调状态。在第三梯队中,保定和廊坊从严重失调发展到中度失调状态,邢台和邯郸从极度失调状态发展到中度失调状态。在第四梯队中,承德、唐山和张家口从极度失调状态发展到严重失调状态,秦皇岛一直处在严重失调状态。

  3.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其均呈上升态势,向着更为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

  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耦合度整体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向着更为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规模及结构方面,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产业规模有所扩大,但存续企业数占制造业存续企业数比重下降,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发展慢于大类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规模及结构实现快速发展。增速方面,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增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及速度远高于其制造业,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业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而制造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短板。创新动力方面,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动力充沛,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相比,其制造业仍需进一步提升创新动力。

  根据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可将城市群内各城市分为五类:一是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水平的北京。二是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的天津。三是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状态的石家庄。四是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的城市,即廊坊、沧州、邢台、保定、邯郸、唐山、衡水。五是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极度失调状态的城市,即张家口、秦皇岛、承德。

  4.京津冀城市群高端装备制造业在产业规模、创新动力和增长速度方面均得到较大的提升,虽然耦合度总体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二者均呈上升态势

  5.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的融合成效整体稳步提升

  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对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发展的需求较为迫切,各地制造环节发展格局变化较大。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医药产业传统优势地区,制造环节依然具有规模优势,对创新环节的需求较为强劲,但北京、天津制造环节规模扩张较慢,规模优势在逐渐减弱。衡水制造环节规模在2019年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制造环节新优势地区。

  二是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整体增强,创新环节“双核”分布格局明晰。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环节在规模上和创新活力上都呈现出“双核”布局,主要集中在北京和石家庄两个城市。

  三是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成效整体稳步增强,多数城市需要借助京石两地创新辐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扩散效应测度与创新环境发展成效分析

  1.创新源的研发投入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创新承接地的自主研发基础薄弱且内生动力不足

  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北京的科研经费投入具有显著优势,津冀两地相对不足。从绝对数量来看,2019年,北京R&D经费(企业在产品、技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内部支出分别是天津、石家庄的4.80倍和17.60倍,除石家庄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R&D经费内部支出之和仅为北京的五分之一。从相对数量来看,北京、天津、河北每万人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1.04亿元、0.30亿元、0.07亿元。

  在创新研发主体方面,作为创新源,北京集聚了绝对规模优势的创新研发设计主体,作为创新承接地,津冀的研发设计主体基础相对薄弱。从绝对数量来看,2019年,石家庄的创新研发设计企业数为北京的98%,而天津的创新研发设计企业数仅为北京的十分之一,除石家庄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研发设计企业数均不足北京的五分之一。从相对数量来看,北京、天津、河北研发与设计服务企业相对存量分别为5.15户/每万人、0.78户/每万人、3.41户/每万人,石家庄拉高了河北整体研发与设计服务企业数相对存量。

  2.创新源与创新腹地间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差距较大,制约着科技成果的输出意愿

  创新源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较为丰富且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相对完善,创新承接地除天津外,其他地区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发育整体不足。

  3.创新源的创新成果储量较大且增长动力强劲,创新承接地的创新成果储量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显著

  北京创新成果产出丰硕且增势强劲,津冀两地创新成果增速迅猛,但仍与北京存在较大差距。具体来看,2010至2019年,北京新增发明专利数从12365个增长到109587个,年均增长率为27.43%;天津从2928个增长到19154个,年均增长率为23.21%;河北省所有城市新增发明专利之和从1068个增长到14453个,年均增长率为33.57%。从绝对份额来看,2019年,北京新增发明专利数为天津的5.72倍,是河北省新增发明专利数的7.58倍。从相对数量来看,2019年,北京、天津、河北每万人拥有新增发明专利数分别为50.89个、12.27个、1.9个。北京的创新能力很强,河北和天津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4.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成果产出环节的区域间溢出效应显著,但高校研发活动的知识溢出效应不足

  高校对区域整体协同创新的支持相对不足。

  (六)京津冀三地推动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进展与趋势研究

  1.北京

  第一,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转移转化形式丰富。第二,北京的创新链与津冀的产业链匹配程度仍有待提升。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北京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且这三个行业申请的专利数量占比均超过10%,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利申请占比达到19.23%。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制造业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主,其营业收入占比达到28.14%,而其他行业营业收入占比均不足10%,行业集中度较高,且更偏向于重工业发展;河北则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规模较大,营业收入占比均在10%左右。从京津冀创新联动整体来看,北京创新的结构与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匹配程度不够高,北京创新活动所形成的创新链较难和津冀的产业链融合、衔接,也造成北京的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不足,影响了北京创新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2.天津

  从天津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进展与趋势来看,天津产业链与创新链内部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加快。

  3.河北

  河北省产业链与创新链呈现出双向融合的趋势。一是创新投入推动产业链实现新发展。二是创新活动推动了产业链之间的融合。三是产业链集聚吸引了创新链的重新布局。

  四、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问题

  1.产业链中以技术创新获得比较优势的“强点”部门占比偏低

  从具体行业部门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内比较优势持续周期超过15年的制造业门类共有210类,在这210类行业中,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超过1项/户的行业只有20类,占比为9.52%。也就是说,大部分优势制造业是创新不足的。

  20类行业累计涉及企业数为5710户,占210类行业涉及企业数的5.15%,累计涉及新型实用专利数为12482项,占210类行业涉及新型实用专利数的45.09%。5%左右的企业拥有了210类长期比较优势行业所有企业新型实用专利的近一半。这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目前产业链中以技术优势为导向的关键节点占比仍然偏低,产业链中大部分的关键节点仍然是以非技术优势维持其行业的相对竞争力。

  从具体空间载体来看,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的比较优势行业的技术成果存量相对较低。这些城市内比较优势行业部门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均不足1项/户,在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其比较优势行业获取行业内技术成果的相应渠道不够畅通。

  2.少部分城市的产业链完整度呈下降趋势,导致原有产业链内部间的行业距离拉长

  石家庄和保定原来是京津冀的制造强市,从2015年到2019年,石家庄、保定具有比较优势制造业的门类有较大下降,这种下降使得行业距离、间距拉大,影响了整个京津冀制造业的发展。

  3.京津冀大部分城市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利于末端比较优势行业发展

  京津冀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一些“支链”中的枢纽型比较优势行业缺失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不利于制造业产业的发展。

  4.京津冀节点城市发育不足,河北各地级市的产业和创新部门发展基础差距较大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节点的发展格局,相较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城市群中节点城市占比偏低,城市等级体系不合理。

  5.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的区际差异显著,存在两部门高度分离现象

  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同度有四个梯队:北京处于第一梯队,天津、石家庄、沧州、衡水处于第二梯队,保定、廊坊、邯郸、邢台处于第三梯队,唐山、承德、秦皇岛、张家口处于第四梯队。各个梯队之间差距很大,同一梯队内部产业和创新的融合水平较低。

  6.创新源与创新承接地的成果扩散环境差距显著,制约着技术成果输出效率提升

  从研发投入、成果输出、创新扩散效应三个维度看,核心城市北京与创新承接地天津和河北都有很大区别,所以不利于北京的科研成果在河北和天津落地转化。

  7.京津冀产业链培育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牵头管理组织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中,具备“造血功能”的是产业协同领域,就目前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一个牵头管理部门引导三地产业链的对接与整合工作,三地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博弈行为无法摆脱“囚徒困境”。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问题,我对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提出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第一,以10大高精尖产业为试点,探索推行京津冀城市群重点产业链“链长”制,以此来弥补对产业链发育和培育协调力度不足的问题,这也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普遍的做法。

  第二,推动北京相关领域的技术成果向周边地区的比较优势行业部门扩散。一是要把北京具有优势的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通过中关村园区与河北合办河北中关村园区的方式在周边落地转化;二是要结合河北和天津已有的制造业比较优势行业补齐创新链,北京要加大在这方面的研发力度,使河北和天津传统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第三,进一步改善城市群内创新承接地(尤其是节点城市)的创新成果扩散环境。要加大对天津、河北的科技成果扩散,要对科技成果在当地落地面临的障碍进行全面梳理,让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方面的营商环境能与北京实现更好地对接。

  第四,补齐产业链“主链”向“支链”延伸的关键枢纽型行业,巩固产业链演进基础。前面讲到,京津冀产业链中有些“主链”和“支链”存在缺失环节,因此,我们要对每个产业链特别是重点产业链进行梳理,通过产业链招商模式来实现补链,提高产业链竞争力。

  第五,在京津冀城市群内培育3至5个城市群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的关键节点城市。

(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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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章
叶堂林: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研究
2022-06-20
  一、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纵观国际——发达国家通过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性与完备性增强自身经济韧性

  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在大国博弈过程中不断变化,加之一轮接一轮的科技革命周期性地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革,再加上全球疫情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

  从国际来看,大国之间在贸易领域、关键技术领域的博弈日趋激烈,这种博弈客观上重塑了全球产业链,使全球产业链迁移和重构进入加速阶段。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规模爆发,使各国意识到产业链完整性,尤其是医疗基础设施产业链完整性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出现了很多研究产业链、城市“韧性”的学者,他们普遍认为制造业占比维持在一定区间的发达国家经济“韧性”相对较强,受疫情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自身产业链的完备对一个国家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审视国内——依托创新链推动产业链升级是中国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由之路

  从国内来看,我国是唯一一个具备联合国产业目录中所有产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具有较强的完备性,但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着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价值链高端环节“核心技术”掣肘和价值链低端环节比较优势丧失对中国产业链完备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传统劳动力红利等要素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链演化升级是必然举措。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及形成,一是需要产业链的重构,二是需要创新链的支持。

  (三)聚焦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要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产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关键支撑”,“要在更高层面整合京津冀产业发展”。京津冀要实现产业协同,则需要在空间维度上重新考虑三地的产业布局,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使得京津冀三地能够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紧密、资源共享、深度嵌套的产业发展格局。

  为什么说京津冀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尤为重要?因为在现实中,产业梯度较大是制约三地产业对接融合的关键因素。如何破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是突破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关键时期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推动京津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和新动力,也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北京依托自身强劲的创新源动力,辐射带动津冀两地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关键举措,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理论基础

  产业链的形成经历了“由点及线”到“由线结网”的演变过程,产业链中初始节点是产业链的关键载体,关联基础在于各节点之间的比较优势是否形成互补,这是“强强联合”的重要前提。社会资本在串联各节点过程中起到一个关键的媒介作用。所以,产业链演化或者说转型能够实现的关键在于——要找出产业链中各个主体之间,有效适应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最优的一个生产网络组合,这个生产网络组合就是产业链构建的基础。

  (一)产业链的形成

  从产业链的概念看,学术界对产业链中节点的判定一般分为核心企业和产业集群两种类型。第一个类型:从企业为节点构成的产业链来看,以网络化组织而非单个企业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生产组织内部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弹性是产业链形成的重要原因。第二个类型:从集群为节点构成的产业链来看,各产业集群之间在企业维度、价值维度、供需维度和空间维度交织形成产业链,四个维度之间的对接机制是产业链形成的内在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是推动对接机制形成的重要力量。基于乘数效应下的“1+1>2”价值增值模式是产业链形成的重要驱动力。

  (二)产业链演化:各阶段的关联基础

  产业链演化需要基于四个维度,也就是说,它的各节点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区位优势,二是政策优势,三是产品优势,四是技术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于低成本优势,它的核心要素是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政策优势来自于政策性红利,包括土地供应、税收优惠、营商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的服务配套。产品优势主要来自于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包括品牌、标准、关联厂商整合能力。技术优势也叫产品迭代力,集成了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关联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

  产业链发展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1.早期阶段:区位关联

  早期产业的发展来自区位优势,比较典型的是在农业社会,人类一般择水而居,有河流、湖泊的地方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我们才有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

  从产业链的角度说,早期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在人口集聚的地区更容易形成竞争优势。城市是最早产生除了农业以外其他产业的地方,就是因为城市中人口集聚。当然,早期产业一般来说比较低端,产业链条比较短,覆盖半径也比较小,基本依托镇域或县域的尺度来布局。从技术投入密度来看,这种技术投入的形式更多的是“师傅传授徒弟”式的工匠技能传递,具有一定程度的技术(知识)锁定效应。

  2.成长阶段:政策关联

  政策关联的重点在于通过优惠政策实现产业及产业链在区域的集聚,再通过政策手段(包括税收优惠、税收分成、供地优惠、基础设施保障、其他政府服务配套等)来降低企业及产业链的成本,进而使其在更大的区域内形成竞争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政策洼地为企业和产业链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吸引了关联产业集聚,筑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又进一步往两端进行高附加值阶段的延伸。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产业逐渐向园区内集聚,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但整体还是属于低成本优势导向的发展模式。

  3.中期阶段:产品关联

  产品关联是在区域里的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环节过程中形成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华为和丰田。华为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珠三角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丰田汽车的发展带动了日本丰田市相关产业及丰田汽车配套产业的发展,使丰田成为一个汽车产业城市。

  通过产品关联,各个产品为核心企业的关键产品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以汽车产业为例,随着汽车性能的日趋成熟,汽车的核心驾驶功能差异逐渐缩小,不同消费群体对驾驶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的需求开始增多,车载音响、电吸门、加热座椅、车载显示屏、人机语音识别系统等这些功能逐渐成为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汽车的发展促进了相关产品的发展,进而形成产品关联,并通过强强联合提升整个产业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4.成熟阶段:技术关联

  到了产业链发展的成熟阶段,从消费端来看,用户需求的多样性显著提升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开始缩短,产品的快速迭代能力是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为了实现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和快速迭代,敏捷制造及精益制造就变得非常重要。把一个概念性产品快速变成样品,成了产业链竞争中一个很高的境界。

  (三)产业链演化动力的来源

  为什么产业链会不断演进?它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竞争迫使产业链各企业之间更加团结;二是通过产业链构建,通过长期合作降低企业的信用和生产成本,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提出,企业战略、竞争优势、需求环境、要素条件、支持性产业情况、发展机遇和政府是影响产业链演化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结合外部市场需求,通过“三来一补”等新的生产模式倒逼产业链的调整升级,这一阶段产业链的布局主要以外部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链的竞争力来源于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市场的需求萎缩,以外贸为导向的产业链面临着较大压力,国内要素红利开始消失,尤其是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近年来,我们的产业链开始面向国内布局,国家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未来我们面临着内需提振难度较大和国外厂商争相涌入的双重挑战,这会对产业链产生重大冲击,每一次内生或外生因素的冲击都是产业链演化的主要动力。

  三、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进展与趋势

  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进行梳理:一是运用大数据分析识别出京津冀城市群内比较优势持续时间较长的产业部门,再从比较优势行业的空间布局及演化趋势等角度展开分析。二是通过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横向比较,找寻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三是围绕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重点行业——高技术产业部门,对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发展成效进行测度。四是从研发投入环节、成果转化环节和创新产出三个环节入手,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内创新扩散涉及主体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城市群内的创新扩散效应。

  (一)京津冀比较优势(制造业)产业门类及空间分布情况

  1.沧州、保定和邢台是京津冀城市群内制造业产业链核心节点较多的区域

  大数据显示,2000至2019年,京津冀制造业行业部门共有优势行业572类,在这些行业中,比较优势持续周期超过15年的行业门类共有210类,这210类行业及其所属区域构成了京津冀产业链中的核心节点。从这些长期具备比较优势行业(产业链中的核心节点)的空间布局来看,天津域内有10类、石家庄域内有7类、保定域内有29类,唐山域内有16类,衡水域内有20类,沧州域内有51类,廊坊域内有12类,秦皇岛域内有5类,邯郸域内有16类,邢台域内有35类,张家口域内有6类,承德域内有4类。

  2.京津冀产业链中沧州的比较优势行业优势地位较为突出

  京津冀优势最显著的三类制造业,绝缘制品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均位于沧州。可见,沧州在区域制造业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从高到低排列:张家口的矿山器械制造、葡萄酒制造;唐山的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农用及园林用金属工具制造;廊坊的防水建筑材料制造;保定的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天津的自行车制造;秦皇岛的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天津的黑色金属铸造;保定的其他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天津、唐山、保定和沧州依托技术成果建立起较为显著的行业比较优势

  京津冀城市群内依托技术成果获得行业比较优势的区域有天津(6类行业)、唐山(5类行业)、保定(3类行业)、沧州(3类行业)、石家庄(1类行业)、廊坊(1类行业)、秦皇岛(1类行业)、张家口(2类行业)共8个城市。

  4.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的比较优势行业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相对较低

  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比较优势行业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均不足1项/户,也就是说,它们的优势制造业在专利技术上的支撑相对不足。

  (二)京津冀城市群各地全产业链演化特征分析

  1.沧州、廊坊和衡水的产业链完整度提升显著,石家庄和保定的产业链完整度下降明显

  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中节点的数量来看,仅石家庄和保定两个城市的比较优势行业(节点)数显著下降,其产业链的完整度有所降低。石家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从2015年的332类下降到2019年的253类,减少了79类,保定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从2015年的387类下降到2019年的252类,减少了135类。也就是说,石家庄的79类、保定的135类,从前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业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

  京津冀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数均呈上升态势。比较典型的有:廊坊从2015年的240类上升到2019年的341类,增加了101类;衡水从2015年的312类上升至2019年的392类,增加了80类;邢台从2015年的348类上升至2019年的427类,增加了79类。

  从2015年到2019年,邯郸的产业链完整度一直排在第一位;保定在2015年排第二位,到2019年排到了第十位;沧州在2015年排在第三位,在2019年仍然是第三位。邯郸、保定、沧州、邢台是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强市。

  2.石家庄、保定产业链中的节点距离明显拉长,行业间的直接关联关系有所弱化

  3.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利于末端比较优势行业发展

  京津冀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一些“支链”中的枢纽型比较优势行业缺失较为明显。以石家庄和保定为例,从2015年到2019年,石家庄和保定的“缺链”环节并未被有效补齐,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三)主要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关联效应分析

  1.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复杂网络中节点城市发展不足

  通过复杂网络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进行分析发现:在产业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为北京,节点城市仅有天津,河北省各地级市均为边缘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为上海,节点城市有南京、宁波等5个城市。在创新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有北京,节点城市仅有天津,河北省各地级市均为边缘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为上海,节点城市有南京、宁波等7个城市。

  所以不管是产业部门还是创新部门,在复杂网络节点中,京津冀城市群都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节点城市发展相对不足的问题。

  2.京津冀城市群内边缘城市的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发展基础差距较大

  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链与创新链节点度值偏离度较大的城市占比偏高。某个城市的产业部门节点度值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产业关联的边的数量,创新部门的节点度值表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创新关联的边的数量,该城市两部门节点度值的偏离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产业链发展地位与创新链发展地位的差距情况。

  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偏离度较高的城市有张家口(43.33%)、秦皇岛(38.03%)、廊坊(29.17%)、石家庄(25.45%)和保定(22.15%),占京津冀城市群所有城市比重为38.46%;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偏离度较高的城市有舟山(24.75%)、泰州(22.34%)、合肥(20.41%),占长三角城市群所有城市比重为11.54%;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变异系数均小于20%,整体上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融合发展成效较好。由此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内尤其是边缘城市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链发展滞后于产业链发展的现实情况,制约着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整体融合发展成效。

  (四)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效应测度分析

  1.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总体耦合水平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两部门的耦合协同度不断提升。从规模来看,2010至2019年,京津冀高技术制造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存续企业数由6560家增长到12217家,年均增长率为7.15%。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存续企业数由28.17万家增长至102.39万家,年均增长率为15.42%。从两个产业部门的耦合协同度来看,由2011年的0.0986增长到2019年的0.7166,年均增长率为28.14%,呈逐年上涨趋势。

  2.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成效的区际差异显著,河北省各地级市两部门耦合均处于失调状态

  结合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京津冀城市群内处于第一梯队的有北京,处于第二梯队的有天津、石家庄、沧州、衡水,处于第三梯队的有保定、廊坊、邯郸、邢台,处于第四梯队的有唐山、承德、秦皇岛、张家口。

  2010至2019年,第一梯队北京两部门耦合从初级协调发展到了中级协调状态。在第二梯队中,天津一直处在濒临失调状态,石家庄从中度失调发展到了轻度失调状态,沧州和衡水从严重失调发展到了轻度失调状态。在第三梯队中,保定和廊坊从严重失调发展到中度失调状态,邢台和邯郸从极度失调状态发展到中度失调状态。在第四梯队中,承德、唐山和张家口从极度失调状态发展到严重失调状态,秦皇岛一直处在严重失调状态。

  3.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较低,但其均呈上升态势,向着更为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

  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耦合度整体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向着更为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规模及结构方面,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产业规模有所扩大,但存续企业数占制造业存续企业数比重下降,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业发展慢于大类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产业规模及结构实现快速发展。增速方面,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增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及速度远高于其制造业,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业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而制造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短板。创新动力方面,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动力充沛,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相比,其制造业仍需进一步提升创新动力。

  根据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可将城市群内各城市分为五类:一是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水平的北京。二是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的天津。三是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状态的石家庄。四是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的城市,即廊坊、沧州、邢台、保定、邯郸、唐山、衡水。五是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极度失调状态的城市,即张家口、秦皇岛、承德。

  4.京津冀城市群高端装备制造业在产业规模、创新动力和增长速度方面均得到较大的提升,虽然耦合度总体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二者均呈上升态势

  5.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的融合成效整体稳步提升

  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对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发展的需求较为迫切,各地制造环节发展格局变化较大。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医药产业传统优势地区,制造环节依然具有规模优势,对创新环节的需求较为强劲,但北京、天津制造环节规模扩张较慢,规模优势在逐渐减弱。衡水制造环节规模在2019年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制造环节新优势地区。

  二是创新环节对制造环节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整体增强,创新环节“双核”分布格局明晰。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环节在规模上和创新活力上都呈现出“双核”布局,主要集中在北京和石家庄两个城市。

  三是制造环节与创新环节融合成效整体稳步增强,多数城市需要借助京石两地创新辐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扩散效应测度与创新环境发展成效分析

  1.创新源的研发投入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创新承接地的自主研发基础薄弱且内生动力不足

  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北京的科研经费投入具有显著优势,津冀两地相对不足。从绝对数量来看,2019年,北京R&D经费(企业在产品、技术、材料、工艺、标准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内部支出分别是天津、石家庄的4.80倍和17.60倍,除石家庄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R&D经费内部支出之和仅为北京的五分之一。从相对数量来看,北京、天津、河北每万人R&D经费内部支出分别为1.04亿元、0.30亿元、0.07亿元。

  在创新研发主体方面,作为创新源,北京集聚了绝对规模优势的创新研发设计主体,作为创新承接地,津冀的研发设计主体基础相对薄弱。从绝对数量来看,2019年,石家庄的创新研发设计企业数为北京的98%,而天津的创新研发设计企业数仅为北京的十分之一,除石家庄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研发设计企业数均不足北京的五分之一。从相对数量来看,北京、天津、河北研发与设计服务企业相对存量分别为5.15户/每万人、0.78户/每万人、3.41户/每万人,石家庄拉高了河北整体研发与设计服务企业数相对存量。

  2.创新源与创新腹地间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差距较大,制约着科技成果的输出意愿

  创新源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较为丰富且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相对完善,创新承接地除天津外,其他地区的科技中介及知识产权保护主体发育整体不足。

  3.创新源的创新成果储量较大且增长动力强劲,创新承接地的创新成果储量相对较小但增长势头显著

  北京创新成果产出丰硕且增势强劲,津冀两地创新成果增速迅猛,但仍与北京存在较大差距。具体来看,2010至2019年,北京新增发明专利数从12365个增长到109587个,年均增长率为27.43%;天津从2928个增长到19154个,年均增长率为23.21%;河北省所有城市新增发明专利之和从1068个增长到14453个,年均增长率为33.57%。从绝对份额来看,2019年,北京新增发明专利数为天津的5.72倍,是河北省新增发明专利数的7.58倍。从相对数量来看,2019年,北京、天津、河北每万人拥有新增发明专利数分别为50.89个、12.27个、1.9个。北京的创新能力很强,河北和天津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4.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成果产出环节的区域间溢出效应显著,但高校研发活动的知识溢出效应不足

  高校对区域整体协同创新的支持相对不足。

  (六)京津冀三地推动区域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进展与趋势研究

  1.北京

  第一,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转移转化形式丰富。第二,北京的创新链与津冀的产业链匹配程度仍有待提升。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北京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且这三个行业申请的专利数量占比均超过10%,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利申请占比达到19.23%。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制造业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主,其营业收入占比达到28.14%,而其他行业营业收入占比均不足10%,行业集中度较高,且更偏向于重工业发展;河北则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规模较大,营业收入占比均在10%左右。从京津冀创新联动整体来看,北京创新的结构与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匹配程度不够高,北京创新活动所形成的创新链较难和津冀的产业链融合、衔接,也造成北京的创新成果在津冀地区转化不足,影响了北京创新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2.天津

  从天津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进展与趋势来看,天津产业链与创新链内部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加快。

  3.河北

  河北省产业链与创新链呈现出双向融合的趋势。一是创新投入推动产业链实现新发展。二是创新活动推动了产业链之间的融合。三是产业链集聚吸引了创新链的重新布局。

  四、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问题

  1.产业链中以技术创新获得比较优势的“强点”部门占比偏低

  从具体行业部门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内比较优势持续周期超过15年的制造业门类共有210类,在这210类行业中,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超过1项/户的行业只有20类,占比为9.52%。也就是说,大部分优势制造业是创新不足的。

  20类行业累计涉及企业数为5710户,占210类行业涉及企业数的5.15%,累计涉及新型实用专利数为12482项,占210类行业涉及新型实用专利数的45.09%。5%左右的企业拥有了210类长期比较优势行业所有企业新型实用专利的近一半。这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目前产业链中以技术优势为导向的关键节点占比仍然偏低,产业链中大部分的关键节点仍然是以非技术优势维持其行业的相对竞争力。

  从具体空间载体来看,邢台、邯郸、衡水和承德的比较优势行业的技术成果存量相对较低。这些城市内比较优势行业部门的户均新型实用专利拥有量均不足1项/户,在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其比较优势行业获取行业内技术成果的相应渠道不够畅通。

  2.少部分城市的产业链完整度呈下降趋势,导致原有产业链内部间的行业距离拉长

  石家庄和保定原来是京津冀的制造强市,从2015年到2019年,石家庄、保定具有比较优势制造业的门类有较大下降,这种下降使得行业距离、间距拉大,影响了整个京津冀制造业的发展。

  3.京津冀大部分城市产业链中关键枢纽型节点缺失,不利于末端比较优势行业发展

  京津冀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一些“支链”中的枢纽型比较优势行业缺失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不利于制造业产业的发展。

  4.京津冀节点城市发育不足,河北各地级市的产业和创新部门发展基础差距较大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节点的发展格局,相较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城市群中节点城市占比偏低,城市等级体系不合理。

  5.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的区际差异显著,存在两部门高度分离现象

  京津冀城市群内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同度有四个梯队:北京处于第一梯队,天津、石家庄、沧州、衡水处于第二梯队,保定、廊坊、邯郸、邢台处于第三梯队,唐山、承德、秦皇岛、张家口处于第四梯队。各个梯队之间差距很大,同一梯队内部产业和创新的融合水平较低。

  6.创新源与创新承接地的成果扩散环境差距显著,制约着技术成果输出效率提升

  从研发投入、成果输出、创新扩散效应三个维度看,核心城市北京与创新承接地天津和河北都有很大区别,所以不利于北京的科研成果在河北和天津落地转化。

  7.京津冀产业链培育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牵头管理组织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中,具备“造血功能”的是产业协同领域,就目前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一个牵头管理部门引导三地产业链的对接与整合工作,三地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博弈行为无法摆脱“囚徒困境”。

  (二)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问题,我对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提出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第一,以10大高精尖产业为试点,探索推行京津冀城市群重点产业链“链长”制,以此来弥补对产业链发育和培育协调力度不足的问题,这也是长三角和珠三角普遍的做法。

  第二,推动北京相关领域的技术成果向周边地区的比较优势行业部门扩散。一是要把北京具有优势的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通过中关村园区与河北合办河北中关村园区的方式在周边落地转化;二是要结合河北和天津已有的制造业比较优势行业补齐创新链,北京要加大在这方面的研发力度,使河北和天津传统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第三,进一步改善城市群内创新承接地(尤其是节点城市)的创新成果扩散环境。要加大对天津、河北的科技成果扩散,要对科技成果在当地落地面临的障碍进行全面梳理,让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方面的营商环境能与北京实现更好地对接。

  第四,补齐产业链“主链”向“支链”延伸的关键枢纽型行业,巩固产业链演进基础。前面讲到,京津冀产业链中有些“主链”和“支链”存在缺失环节,因此,我们要对每个产业链特别是重点产业链进行梳理,通过产业链招商模式来实现补链,提高产业链竞争力。

  第五,在京津冀城市群内培育3至5个城市群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的关键节点城市。

(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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