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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研读《孟子》
发布时间:2023-03-06
  一、如何研读经典
  在讲“如何研读《孟子》”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如何研读经典”。这是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
  《孟子》非常值得大家研读,属于“必读经典”。近代以来,梁启超、钱穆等国学大家都曾推荐过“国学必读书目”,其中就有《孟子》。中国文化的主干以儒释道为核心,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经典中有两个体系,一是四书体系,二是五经体系。传统社会的上半期以五经体系为重,下半期则以四书体系为重。《孟子》是四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以《孟子》为例,我们如何研读经典?目前,市面上关于《孟子》的注本或译本纷繁芜杂,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注本或译本成为困扰大家的问题。民国时期,程树德先生等人梳理了历朝历代关于《论语》的注释,出版《论语集释》。此书分为四册,征引浩博,内容很多。从民国到现在,关于《论语》的注本还在不断增加。对《孟子》的解读也存在类似情况。
  一般而言,研读一部经典,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注书是不可以绕过去的。对《孟子》而言,有三本注书非常重要,分别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以及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看这些古人的注,一方面这些注本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时作参考的,另一方面在大家还没有较好的学术积累和基础的情况下看这些注本反而增加阅读和理解的障碍。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我们今天的阅读习惯和理解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初学者可以先从今人的著述开始阅读。
  今人的著述也有很多,我推荐的是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和徐洪兴教授的《孟子直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和《论语译注》同属一个系列,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孟子译注》充分吸纳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疏通字词上的疑难问题,对入门学者帮助极大。
  二、领悟孟子的精神
  研读《孟子》时,我们要抓住的核心是孟子的思想,这里面就涉及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从这个问题出发,让我们通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简短的记载来了解孟子的生平。“孟轲,邹人也。”邹,位于今日山东邹城附近。“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伋。“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孟子思想成熟后,就去游说诸侯。“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梁是魏国的首都,位于今日开封附近。虽然孟子与孔子一样游说诸侯,但孟子的时运更好,受到诸侯的厚待和礼遇。然而,孟子的主张却不被采纳,并且被认为是迂阔的、不切实际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翻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问孟子,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国家,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利益?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矣,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谈利,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如果世人都追逐利,大夫就会杀死诸侯,士就会杀死大夫。社会这么混乱就是因为大家都追求利,而不追求义。所以,“仁义”在这里有“正义秩序”这一层意思。只有先建立起来正义秩序,才能更好实现利益的诉求。
  然而当时尚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何谓“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何谓“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当时的格局是,最强的两个国家分别位于东部和西部,中间区域是韩、赵、魏、宋等小国。因此,中原小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策略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即联合起来或攻秦、或攻齐;二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帮助一个大国攻击其他弱小的国家。这一格局延续到齐湣王时期,之后齐国衰败,只剩下秦国一个强国。
  建立正义秩序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孟子·梁惠王上》写道,“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突然问:“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孟子回答:“统一就能安定。”梁襄王又问:“那谁能统一?”孟子答:“谁不喜欢杀人,谁就能统一天下。”这与当时的普遍观点相悖。当时人们好勇斗狠,推崇强权。孟子却认为只有行仁政的统治者才能统一天下。“仁者无敌”是孟子的重要观点。我们也确实看到,秦靠强权得到的天下并不长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上古社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代,随着资源逐渐稀缺,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孟子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意思是,依靠武力使人服从,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暂时无法抗衡罢了;依靠道德使人服从,才是真的服从。例如,秦国以很残忍的方式打入楚国首都,破坏楚国宗庙与先王陵墓。楚国人便起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汉初运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逐渐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孟子学说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指出,“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追求道德昌明的时代,和诸侯的想法不相符合,于是晚年时便回到故土与万章等人整理《诗经》《书经》,阐发孔子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这是史记对孟子生平的简单记述。
  为什么孟子的选择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一方面,孟子向往上古德治的文化;另一方面,孟子对孔子非常推崇。孟子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虽然现在孔子的地位很高,被誉为“至圣先师”,但当时孔子学说并不被认可。孔子有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学生叫子贡,富可敌国。有人就提出“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却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意思是,以宫墙作比,我的才能也就一人高,踮着脚尖就可以一望无余。而夫子的才能是数仞,找不到门就无法看见里面的美好。现在曲阜有一处旅游景点就叫“万仞宫墙”,出处便在此。这段为老师辩护的言论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忽视。孟子指出,虽有很多圣人,但没有像孔子一样“集大成”的圣人。所以,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还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可见孟子对孔子的推崇。
  那么,为什么孟子能在大众都忽视孔子的前提下,依然坚定地支持孔子学说?假如我们和孟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很有可能也是不能理解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只有超越时代的思想,才能为后世铭记。如果只是随波逐流地思考问题,就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我们要想一百年后的事情,做五十年后的事情。孟子与世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源于儒家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士。
  “士”本来的意思是一个社会的阶层。周代将贵族分为四个等级,从上往下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是贵族中最低的等级,位于庶民之上。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上层贵族的地位下降,下层庶民经过自身努力也可以晋升为士。士处于贵族和庶民之间,成为上下两个阶级会合之所。这一时期,士的人数大增,是当时社会最为活跃的阶层。以孔子家族为例,孔父嘉是孔子六世祖,官至大司马,却被太宰华督杀害。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地位下降到了士阶层。孔子已经是庶民了。孔子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我们读西方历史,尤其是希腊史和罗马史,就会发现最活跃的阶层是平民阶层。平民与贵族之间不断争夺权力,逼迫贵族进行改革,才逐渐走向民主制度。中国历史演变的推动力量不是平民,而是士。他们成为贵族和庶民之间连接的纽带,一方面为庶民争取权力,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所以,中国士人阶层非常重要。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规范引导君权、维护争取民权,对上直言进谏,对下为民请命,在中国政治史上发挥重要作用。
  士人阶层的形成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士被赋予新的含义,指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技能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人。当时普遍称“子”,“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是纵横家,其中推崇合纵的苏秦和推崇连横的张仪较有名气。这也代表了当时士人阶层普遍的价值追求,即对成功的渴求。
  苏秦在游说秦王失败后备受打击,回到家后发现妻子不理他,依旧在织布,嫂子也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苏秦便感叹,“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没有怨天尤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自己不成器。之后,苏秦开始闭门苦读,读书犯困的时候,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我们经常说的“头悬梁、锥刺股”中的“锥刺股”便出自苏秦。我们经常用这个典故来激励后人刻苦治学。但仍要明确,苏秦奋发有为的动力和目的不是治学,而是在追求成功。他认为,如果有了真才实学,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学了一年之后,终于学成了。苏秦于是游说各国,推行合纵,最终说服六个国家联合起来。苏秦不仅成为六国国相,还是合纵联盟的联盟长。这时苏秦回家后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父母出迎三十里,妻子“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便问,嫂子之前那么傲慢,为何现在又这么谦卑?嫂子回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感慨道,“贫穷时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富贵时连亲戚也会畏惧我,人生在世,权势富贵,怎么能忽视?”苏秦的感慨不是他个人的感慨,而是那个时代的感慨,这就是那个时代价值观的体现。
  《孟子》没有提到苏秦,但是提到了张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苏秦和张仪是同学,但是根据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苏秦与张仪并非同属一个时代。目前学术界对此颇具争议,未有定论。《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意思是,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都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天下都太平无事。孟子却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他们怎么称得上大丈夫。古时嫁女,母亲一定会叮嘱女儿,“必敬必戒,无违夫子”。意思是,一定要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愿。“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顺从主人的想法来行事,是妇人的做法。什么是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大丈夫要住天下最大的房子——仁,要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要走天下最正确的道路——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大丈夫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时,与百姓一同正道而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时,就独自行走自己的道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不能使他迷惑,贫贱不能使他动摇,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
  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孟子为什么那么推崇孔子。我认为,这是孟子的一种夫子之道。士,代表一种精神信仰和责任担当。在孟子看来,士要关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而这种精神信仰和责任担当是从孔子开始确立的。孟子心中的“士”具有类似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这类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具有某种知识而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而是因为关注社会普遍利益。法国曾发生一起很重大的冤案,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知识分子”带来现代式命名。以此来看,中国从孔子开始便有知识分子了,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孟子·尽心上》指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宣传兼爱非攻,为小国争取利益,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
  从孔子开始,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阶层,更重要的是他们以道为己任,能够超越个人私利,关注社会普遍利益。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传统。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题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指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士人精神。孟子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没有固定的财产却能不动摇理想信念,只有少数的士人可以做得到。他们不会因为诸侯提供俸禄就放弃自己的追求。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归根结底,俸禄也是由人民生产创造的。所以,儒家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理念和人生理想。孔子提出“士志于道”。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社会的良心。孔子的弟子也都坚守了这样的理想。曾参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也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提出“士尚志”,要坚守仁义的价值理念。这正是孟子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在乱世之中,孟子坚持的夫子之道始于孔子。
  我们领悟孟子的精神,最重要的是要领会中国士人精神。只有抓住士阶层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进入孟子的精神世界。
  三、孟子的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读《孟子》时,要关注两个重要线索,一是时间,二是思想。这是我多年来研读《孟子》的经验总结。我们刚开始读《孟子》,肯定是一章一章地往下读。但大家在读的时候,脑海中要形成一种自觉,要格外关注时间和思想两条线索,以此构建出《孟子》一书的内在逻辑。
  冯友兰先生将哲学体系进行了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区分。我们在读国学经典时不难发现,大多数经典著述只有实质体系,却没有形式体系。以《论语》为例,从表面上看,似乎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并无关联,但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意思是,我的思想可以用一个根本的原则贯通起来。刚开始读确实很难看出来,但对文本熟悉到一定程度后就能根据时间和思想的线索将其串联起来。
  《孟子》里面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性善论”“仁政”“民贵君轻”“义利之辨”,但这些内容并不是集中地放在一章里论述的,而是零零散散地放在不同章节中。比如,研究“道性善”时,首要工作就是从不同章节中梳理出关于“性善论”的表达,将其按照内在的逻辑重新排序。
  按照时间和思想两条线索重新梳理《孟子》,有助于加深对《孟子》的理解。以孟子与乐正克的交往为例。乐正克是孟子的弟子。有一天,他跟随子敖来到齐国。他去拜访孟子时,孟子却说,“你也会来见我吗?”乐正子说:“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孟子说:“你来了几天了?”乐正子说:“前几天来的。”孟子说:“前几天?那么我说这样的话,不是正合适吗?”乐正子说:“我是因为住的客舍还没有找好。”孟子说:“你曾听说过,要等客舍找好后,才来求见长辈的吗?”乐正子说:“我有罪过。”仅从这段材料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孟子不近人情,对学生要求苛刻。但是我们再联系几段其他表述,就会明白孟子这样做的原因了。
  当孟子听说鲁国要重用乐正克时,其实非常高兴。公孙丑就问他:“乐正克能力很强吗?”孟子说:“没有。”公孙丑问:“他能深谋远虑?”孟子说:“没有。”公孙丑又问:“他见多识广吗?”孟子说:“没有。”公孙丑这时候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呢?”孟子回答:“他为人很善良。”这是孟子对乐正克的态度。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哺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哺啜也。”意思是,你追随王子敖来,只不过为了吃喝而已。我没有想到你学了古人的道理竟然是为了吃吃喝喝。王子敖是谁?他是齐国的盖邑大夫王驩,后为右师。他仗着齐宣王的信任,专横霸道。有一次,齐宣王派孟子和王驩参加滕文公的葬礼。孟子是特使,王驩是副使。王驩做事独断专行,孟子一路都未曾与他说话。据《孟子·离娄下》记载,公行子的儿子去世后,公行子举办葬礼。“右师往吊”,王驩前去吊唁。大家都很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唯独孟子不理他。王驩便质问孟子,孟子却回答道,“按照礼仪规范,在朝廷上不能越过自己的位子互相交谈,也不能在不同的台阶上作揖。我想按规范行事,右师却认为我怠慢他”。其实,这一规定是在朝堂上的规矩,在私人场合无需如此。从中也可看出孟子对王驩的不快。正因为对王驩不满,孟子才会不满意自己的弟子追随他。
  依照时间和人物的线索,将这几段材料放在一起来看,我们才能明白孟子与乐正克、王驩之间的关系,理解孟子对乐正克的严格要求。
  我曾经依据《孟子》等历史文献,考证孟子的生平。四十岁之前,孟子在邹鲁一带收徒讲学。四十岁左右,孟子前往齐国。《孟子》一书中并没有记载孟子与齐威王的言论,可能是因为孟子此时影响还不太大。孟子在齐国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感到十分高兴,于是来到宋国,对施行仁政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也同样没有看到孟子和宋偃王之间的对话。
  孟子在宋国的时候,曾与还是世子的滕文公见过面,有过两次深入的交谈。“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深深打动了滕文公。滕文公即位后,孟子来到滕国推行仁政,并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五十岁左右,孟子来到魏国。于是便有了《孟子》第一章第一节的“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去世后,梁襄王继位。两人之间言语不和。孟子对梁襄王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离开魏国后,孟子又到了齐国,这时执政的是齐宣王。孟子与齐宣王曾有过多次对话。有一次,齐宣王在堂上坐着,看见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齐宣王看着哆哆嗦嗦的牛问要牵去哪,那人说要杀牛祭钟。齐宣王于心不忍,便命人放掉牛。孟子听说后,便借此劝说齐宣王行仁政。这时,燕国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燕王哙通过禅让,将王位传给了燕相子之。这次政治改革引发了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太子的强烈不满。太子联合大将军发动叛乱。齐国趁机出兵,打下燕国。打下后,齐宣王问孟子能否一举吞并燕国。孟子答:“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齐军将燕吞并后,烧杀淫掠,引发燕民反感,燕国各地反抗,其他诸侯国也反对齐吞并燕并挑起战争。齐军失败而归。这时,孟子和齐宣王的关系急转而下。之后,孟子便离开齐国。孟子晚年时回到故土,著书立说。
  通过时间线索,我们梳理了孟子的一生。基于此,我们再来看《孟子》的文本,便能更深入地理解孟子的思想。《孟子·梁惠王下》有这样一段记载,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当时,邹国和鲁国之间发生了冲突。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人,百姓却袖手旁观。穆公问孟子该如何处置,又不能杀那么多人,又实在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孟子回答说:“灾荒年岁,年老体弱的百姓被弃尸于山沟,年轻力壮的人四处逃荒,差不多有上千人吧;而您的粮仓里堆满粮食,货库里装满财宝,官吏们却从来不向您报告老百姓的情况,这是他们不关心老百姓并且还残害老百姓的表现。曾子说:‘小心啊,小心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现在就是老百姓报复他们的时候了。您不要归罪于老百姓,只要您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就会亲近他们的领导人,肯为他们的长官而牺牲了。”总结而言,孟子行仁政的主张隐含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孟子到齐国的平陆县,对长官说:“如果你的守卫战士在一天内三次失职,你会开除他们吗?”长官说:“不用等三次。”孟子说:“然而您失职的地方也多,灾荒年份,你的百姓们,老弱病残的辗转于沟壑而死亡,年轻力壮的散走四方逃难,有好几千人啊。”长官说:“这不是我孔距心的能力所能处理好的。”孟子说:“现在假如有个人接受了替别人放牧牛羊的事,那一定要设法找到牧场和喂养牲畜的草料,要是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一旁眼看着牛羊饿死呢?”长官说:“这是我孔距心的罪过了。”
  通过这段材料也可看出,在孟子看来,无论是国君还是地方长官,都必须要为民众服务。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时,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匡章。匡章是战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一位将军。上文讲到齐国吞并燕国的战役就是由匡章率领军队打下的。但那时,匡章正经历人生中的低谷。匡章的父亲和母亲吵架,父亲一怒之下将母亲杀死并草草地埋在马厩里,以示侮辱。匡章因此陷入道德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若想安葬母亲,就会违抗父亲;另一方面他若顺从父亲,就只能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匡章为了母亲和父亲争吵,被父亲赶出家门,背上不孝之名。古代,以孝治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同时,这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孝是人类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在父权和夫权下的孝很容易走向极端,生发出很多问题。孟子的弟子公都子说,整个临淄都说匡章是个不孝子,老师为何还要和他交往?孟子说,世俗所谓的不孝者有五种情况,匡章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如果说匡章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那就是父子责善。父子间互相指责就会使父子关系僵化。责善是朋友之道,朋友之间可以互相指出对方做得不好的地方。知人论世,孟子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具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孟子在宋国时,与宋大夫戴不胜有过一段对话。孟子问戴不胜是否希望君王变得贤明,如果希望的话,就要在君王身边多安排一些正人君子,为君王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君王身边都是奸佞小人,就会引导君王一点一点向坏的方向发展。可见,儒家从很早便注意到要规范和引导君权。
  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提到了孟子的核心思想——性善论。今天我们提到“性善论”,往往会想到“人之初,性本善”。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善的,只是后天成长中遇到些问题,变得不善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从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就是善的。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感性欲望是性,但不能被我们所控制。而君子,也就是有更高追求的人不会把感性欲望当作真正的人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仁义礼智是我们的道德禀赋,虽然也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意志。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依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长为君子。孟子将人性作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在事实层面,孟子认为人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感性欲望和仁义礼智。在价值层面,孟子认为要把仁义礼智看作是人性,即“君子不谓性也”“君子不谓命也”。
  按照孟子的说法,坏人选择的是不断膨胀自己的感性欲望,最终走向恶。所以,人性中有善的一面。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培养和扩充善的部分,这也是人的价值和意义。这个价值远超苏秦、张仪之辈所追求的财富权势等世俗价值。人之为人,必须奠定在善的天觉上。单从人觉上看,恐怕只有那些富可敌国的少数人的人生才有意义。而从天觉上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你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我怎么会害怕你呢?“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怎样的人?我是怎样的人?我们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人都应像他那样。孟子指出,“说大人,则藐之”“我得志,弗为也”。
  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尊贵。人的价值不应只建立在人觉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在天觉上。所以,孟子并不是一味地在说人性是善的,孟子所追求的也不是世俗价值。
  孟子离开滕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有人问,“不以泰乎”?孟子说,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能认为是过分。孔子指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是孔子针对当时面对的情况所说。此句的重点是无论面对的境遇是贫穷还是富贵,君子都能坚守原则。
  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齐宣王对他很是器重。但齐强占燕并受到诸国攻打后,二人的关系越发僵硬。例如,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吧?”孟子答道:“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说:“做臣子的弑他的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作‘贼’,破坏道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俱全的人,叫作‘一夫’。我只听说过武王诛杀了一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这样的对话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矛盾。
  孟子于是决定离开齐国。齐宣王故作遗憾地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共事,我感到很高兴,先生如今要离去,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过了几天,齐宣王对时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并让时子转告孟子。时子又托陈子转告孟子。这种几经周转的话,显示不出齐宣王的诚意。孟子走时,也确实心有不甘。他在齐国的边境昼停留了三天。孟子的弟子尹士就对别人说,“没看出齐王不能够做商汤、周武,那是孟子糊涂;知道齐王不行,然而还要来,那他就是来求取富贵的。大老远跑来,话不投机而离去,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为什么这样拖拖拉拉呢?”孟子说:“尹士哪能了解我?大老远跑来和齐王见面,是我抱有希望;话不投机而离去,难道是我希望的吗?我只是不得已罢了。我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我心里觉得还是太快了,我心想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王如果改变态度,就一定会召我返回。我出了昼县,王还没有追回我,我才铁定了回乡的念头。即便这样,我难道肯抛弃王吗?王仍然足以行仁政。王如果用我,又何止齐国的百姓得享太平,天下的百姓都将得享太平。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我天天盼啊盼啊!我难道非要像小肚鸡肠的人一般:向王进谏,王不接受,便生闷气,失望不满全写在脸上,一旦离开,就跑得精疲力竭才肯歇脚吗?”尹士听说后,认识到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战国时期,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就发生在齐国。齐国又是个能够和秦国抗衡的大国。所以,齐国有充分的条件推行仁政,且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带动天下百姓得享太平。秦国则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军事化的管理为战事做准备。
  在离开的路上,充虞问孟子,“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意思是,您的脸色好像不太高兴。可以前我听您讲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说:“那是一个时候,现在又是一个时候。按历史规律,每过五百年一定有位圣君兴起,这期间还会有命世之才脱颖而出。从周武王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论年数,已过了五百;论时势,也该有圣君贤臣出来了。除非上苍还没想到要让天下太平,如果上苍想要让天下太平,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又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呢?”孟子带着这样坚定的信念,退出政治舞台,回到故里,教授弟子,著书立说。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深有感触。一个人,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带着理想步入社会,往往充满信心,说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很正常。但孟子在五六十岁的年纪,在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依然能充满信念地说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份信念,从思想源头上看,来自孔子。但更为根本的一点是,孟子坚信只有符合人性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只要遵从历史发展规律,仁政就一定会实现。
  在读《孟子》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的孟子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他是迂阔的、不切实际的,但我们今天看,孟子是伟大的。虽然孟子对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恶的一面,关注度不高,对历史的态度有时过于乐观,但他坚守住真正的理想,静候仁政时代的到来。汉代,孟子的思想已经在士人中广为流传,成为当时人们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普遍接受孟子的主张,《孟子》一书由“子”书转为“经”书。在人们的观念中,王道战胜了霸道,仁政战胜了暴政。即使有残暴的君主想借助其权力挑战孟子的权威,也以失败告终。

  理想在于坚守。只要是符合人性,顺应历史发展的理想,即使暂时无法实现,也不必怨天尤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所坚守的理想像一座灯塔,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也要拿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魄,坚守理想、不懈奋斗。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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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章
梁涛: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研读《孟子》
发布时间:2023-03-06
  一、如何研读经典
  在讲“如何研读《孟子》”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如何研读经典”。这是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
  《孟子》非常值得大家研读,属于“必读经典”。近代以来,梁启超、钱穆等国学大家都曾推荐过“国学必读书目”,其中就有《孟子》。中国文化的主干以儒释道为核心,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经典中有两个体系,一是四书体系,二是五经体系。传统社会的上半期以五经体系为重,下半期则以四书体系为重。《孟子》是四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以《孟子》为例,我们如何研读经典?目前,市面上关于《孟子》的注本或译本纷繁芜杂,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注本或译本成为困扰大家的问题。民国时期,程树德先生等人梳理了历朝历代关于《论语》的注释,出版《论语集释》。此书分为四册,征引浩博,内容很多。从民国到现在,关于《论语》的注本还在不断增加。对《孟子》的解读也存在类似情况。
  一般而言,研读一部经典,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注书是不可以绕过去的。对《孟子》而言,有三本注书非常重要,分别是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以及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看这些古人的注,一方面这些注本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时作参考的,另一方面在大家还没有较好的学术积累和基础的情况下看这些注本反而增加阅读和理解的障碍。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我们今天的阅读习惯和理解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初学者可以先从今人的著述开始阅读。
  今人的著述也有很多,我推荐的是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和徐洪兴教授的《孟子直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和《论语译注》同属一个系列,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孟子译注》充分吸纳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疏通字词上的疑难问题,对入门学者帮助极大。
  二、领悟孟子的精神
  研读《孟子》时,我们要抓住的核心是孟子的思想,这里面就涉及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从这个问题出发,让我们通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简短的记载来了解孟子的生平。“孟轲,邹人也。”邹,位于今日山东邹城附近。“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伋。“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孟子思想成熟后,就去游说诸侯。“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梁是魏国的首都,位于今日开封附近。虽然孟子与孔子一样游说诸侯,但孟子的时运更好,受到诸侯的厚待和礼遇。然而,孟子的主张却不被采纳,并且被认为是迂阔的、不切实际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翻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问孟子,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国家,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什么利益?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矣,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谈利,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如果世人都追逐利,大夫就会杀死诸侯,士就会杀死大夫。社会这么混乱就是因为大家都追求利,而不追求义。所以,“仁义”在这里有“正义秩序”这一层意思。只有先建立起来正义秩序,才能更好实现利益的诉求。
  然而当时尚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何谓“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何谓“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当时的格局是,最强的两个国家分别位于东部和西部,中间区域是韩、赵、魏、宋等小国。因此,中原小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策略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即联合起来或攻秦、或攻齐;二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帮助一个大国攻击其他弱小的国家。这一格局延续到齐湣王时期,之后齐国衰败,只剩下秦国一个强国。
  建立正义秩序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孟子·梁惠王上》写道,“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突然问:“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孟子回答:“统一就能安定。”梁襄王又问:“那谁能统一?”孟子答:“谁不喜欢杀人,谁就能统一天下。”这与当时的普遍观点相悖。当时人们好勇斗狠,推崇强权。孟子却认为只有行仁政的统治者才能统一天下。“仁者无敌”是孟子的重要观点。我们也确实看到,秦靠强权得到的天下并不长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上古社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代,随着资源逐渐稀缺,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孟子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意思是,依靠武力使人服从,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暂时无法抗衡罢了;依靠道德使人服从,才是真的服从。例如,秦国以很残忍的方式打入楚国首都,破坏楚国宗庙与先王陵墓。楚国人便起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汉初运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逐渐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孟子学说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指出,“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追求道德昌明的时代,和诸侯的想法不相符合,于是晚年时便回到故土与万章等人整理《诗经》《书经》,阐发孔子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这是史记对孟子生平的简单记述。
  为什么孟子的选择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一方面,孟子向往上古德治的文化;另一方面,孟子对孔子非常推崇。孟子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虽然现在孔子的地位很高,被誉为“至圣先师”,但当时孔子学说并不被认可。孔子有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学生叫子贡,富可敌国。有人就提出“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却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意思是,以宫墙作比,我的才能也就一人高,踮着脚尖就可以一望无余。而夫子的才能是数仞,找不到门就无法看见里面的美好。现在曲阜有一处旅游景点就叫“万仞宫墙”,出处便在此。这段为老师辩护的言论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忽视。孟子指出,虽有很多圣人,但没有像孔子一样“集大成”的圣人。所以,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还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可见孟子对孔子的推崇。
  那么,为什么孟子能在大众都忽视孔子的前提下,依然坚定地支持孔子学说?假如我们和孟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很有可能也是不能理解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只有超越时代的思想,才能为后世铭记。如果只是随波逐流地思考问题,就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我们要想一百年后的事情,做五十年后的事情。孟子与世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源于儒家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士。
  “士”本来的意思是一个社会的阶层。周代将贵族分为四个等级,从上往下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是贵族中最低的等级,位于庶民之上。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上层贵族的地位下降,下层庶民经过自身努力也可以晋升为士。士处于贵族和庶民之间,成为上下两个阶级会合之所。这一时期,士的人数大增,是当时社会最为活跃的阶层。以孔子家族为例,孔父嘉是孔子六世祖,官至大司马,却被太宰华督杀害。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地位下降到了士阶层。孔子已经是庶民了。孔子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我们读西方历史,尤其是希腊史和罗马史,就会发现最活跃的阶层是平民阶层。平民与贵族之间不断争夺权力,逼迫贵族进行改革,才逐渐走向民主制度。中国历史演变的推动力量不是平民,而是士。他们成为贵族和庶民之间连接的纽带,一方面为庶民争取权力,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所以,中国士人阶层非常重要。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规范引导君权、维护争取民权,对上直言进谏,对下为民请命,在中国政治史上发挥重要作用。
  士人阶层的形成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士被赋予新的含义,指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技能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人。当时普遍称“子”,“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是纵横家,其中推崇合纵的苏秦和推崇连横的张仪较有名气。这也代表了当时士人阶层普遍的价值追求,即对成功的渴求。
  苏秦在游说秦王失败后备受打击,回到家后发现妻子不理他,依旧在织布,嫂子也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说话。苏秦便感叹,“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没有怨天尤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自己不成器。之后,苏秦开始闭门苦读,读书犯困的时候,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我们经常说的“头悬梁、锥刺股”中的“锥刺股”便出自苏秦。我们经常用这个典故来激励后人刻苦治学。但仍要明确,苏秦奋发有为的动力和目的不是治学,而是在追求成功。他认为,如果有了真才实学,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学了一年之后,终于学成了。苏秦于是游说各国,推行合纵,最终说服六个国家联合起来。苏秦不仅成为六国国相,还是合纵联盟的联盟长。这时苏秦回家后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父母出迎三十里,妻子“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便问,嫂子之前那么傲慢,为何现在又这么谦卑?嫂子回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感慨道,“贫穷时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富贵时连亲戚也会畏惧我,人生在世,权势富贵,怎么能忽视?”苏秦的感慨不是他个人的感慨,而是那个时代的感慨,这就是那个时代价值观的体现。
  《孟子》没有提到苏秦,但是提到了张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苏秦和张仪是同学,但是根据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苏秦与张仪并非同属一个时代。目前学术界对此颇具争议,未有定论。《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意思是,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都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天下都太平无事。孟子却说,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他们怎么称得上大丈夫。古时嫁女,母亲一定会叮嘱女儿,“必敬必戒,无违夫子”。意思是,一定要恭敬谨慎,不要违背丈夫的意愿。“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顺从主人的想法来行事,是妇人的做法。什么是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大丈夫要住天下最大的房子——仁,要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要走天下最正确的道路——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大丈夫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时,与百姓一同正道而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时,就独自行走自己的道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不能使他迷惑,贫贱不能使他动摇,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丈夫。
  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孟子为什么那么推崇孔子。我认为,这是孟子的一种夫子之道。士,代表一种精神信仰和责任担当。在孟子看来,士要关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而这种精神信仰和责任担当是从孔子开始确立的。孟子心中的“士”具有类似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这类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具有某种知识而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而是因为关注社会普遍利益。法国曾发生一起很重大的冤案,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知识分子”带来现代式命名。以此来看,中国从孔子开始便有知识分子了,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孟子·尽心上》指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宣传兼爱非攻,为小国争取利益,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
  从孔子开始,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阶层,更重要的是他们以道为己任,能够超越个人私利,关注社会普遍利益。我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传统。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题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指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士人精神。孟子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没有固定的财产却能不动摇理想信念,只有少数的士人可以做得到。他们不会因为诸侯提供俸禄就放弃自己的追求。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归根结底,俸禄也是由人民生产创造的。所以,儒家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理念和人生理想。孔子提出“士志于道”。士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社会的良心。孔子的弟子也都坚守了这样的理想。曾参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也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提出“士尚志”,要坚守仁义的价值理念。这正是孟子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在乱世之中,孟子坚持的夫子之道始于孔子。
  我们领悟孟子的精神,最重要的是要领会中国士人精神。只有抓住士阶层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进入孟子的精神世界。
  三、孟子的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读《孟子》时,要关注两个重要线索,一是时间,二是思想。这是我多年来研读《孟子》的经验总结。我们刚开始读《孟子》,肯定是一章一章地往下读。但大家在读的时候,脑海中要形成一种自觉,要格外关注时间和思想两条线索,以此构建出《孟子》一书的内在逻辑。
  冯友兰先生将哲学体系进行了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区分。我们在读国学经典时不难发现,大多数经典著述只有实质体系,却没有形式体系。以《论语》为例,从表面上看,似乎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并无关联,但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意思是,我的思想可以用一个根本的原则贯通起来。刚开始读确实很难看出来,但对文本熟悉到一定程度后就能根据时间和思想的线索将其串联起来。
  《孟子》里面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性善论”“仁政”“民贵君轻”“义利之辨”,但这些内容并不是集中地放在一章里论述的,而是零零散散地放在不同章节中。比如,研究“道性善”时,首要工作就是从不同章节中梳理出关于“性善论”的表达,将其按照内在的逻辑重新排序。
  按照时间和思想两条线索重新梳理《孟子》,有助于加深对《孟子》的理解。以孟子与乐正克的交往为例。乐正克是孟子的弟子。有一天,他跟随子敖来到齐国。他去拜访孟子时,孟子却说,“你也会来见我吗?”乐正子说:“先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孟子说:“你来了几天了?”乐正子说:“前几天来的。”孟子说:“前几天?那么我说这样的话,不是正合适吗?”乐正子说:“我是因为住的客舍还没有找好。”孟子说:“你曾听说过,要等客舍找好后,才来求见长辈的吗?”乐正子说:“我有罪过。”仅从这段材料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孟子不近人情,对学生要求苛刻。但是我们再联系几段其他表述,就会明白孟子这样做的原因了。
  当孟子听说鲁国要重用乐正克时,其实非常高兴。公孙丑就问他:“乐正克能力很强吗?”孟子说:“没有。”公孙丑问:“他能深谋远虑?”孟子说:“没有。”公孙丑又问:“他见多识广吗?”孟子说:“没有。”公孙丑这时候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一晚上都睡不着呢?”孟子回答:“他为人很善良。”这是孟子对乐正克的态度。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哺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哺啜也。”意思是,你追随王子敖来,只不过为了吃喝而已。我没有想到你学了古人的道理竟然是为了吃吃喝喝。王子敖是谁?他是齐国的盖邑大夫王驩,后为右师。他仗着齐宣王的信任,专横霸道。有一次,齐宣王派孟子和王驩参加滕文公的葬礼。孟子是特使,王驩是副使。王驩做事独断专行,孟子一路都未曾与他说话。据《孟子·离娄下》记载,公行子的儿子去世后,公行子举办葬礼。“右师往吊”,王驩前去吊唁。大家都很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唯独孟子不理他。王驩便质问孟子,孟子却回答道,“按照礼仪规范,在朝廷上不能越过自己的位子互相交谈,也不能在不同的台阶上作揖。我想按规范行事,右师却认为我怠慢他”。其实,这一规定是在朝堂上的规矩,在私人场合无需如此。从中也可看出孟子对王驩的不快。正因为对王驩不满,孟子才会不满意自己的弟子追随他。
  依照时间和人物的线索,将这几段材料放在一起来看,我们才能明白孟子与乐正克、王驩之间的关系,理解孟子对乐正克的严格要求。
  我曾经依据《孟子》等历史文献,考证孟子的生平。四十岁之前,孟子在邹鲁一带收徒讲学。四十岁左右,孟子前往齐国。《孟子》一书中并没有记载孟子与齐威王的言论,可能是因为孟子此时影响还不太大。孟子在齐国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感到十分高兴,于是来到宋国,对施行仁政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也同样没有看到孟子和宋偃王之间的对话。
  孟子在宋国的时候,曾与还是世子的滕文公见过面,有过两次深入的交谈。“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深深打动了滕文公。滕文公即位后,孟子来到滕国推行仁政,并逐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五十岁左右,孟子来到魏国。于是便有了《孟子》第一章第一节的“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去世后,梁襄王继位。两人之间言语不和。孟子对梁襄王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离开魏国后,孟子又到了齐国,这时执政的是齐宣王。孟子与齐宣王曾有过多次对话。有一次,齐宣王在堂上坐着,看见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齐宣王看着哆哆嗦嗦的牛问要牵去哪,那人说要杀牛祭钟。齐宣王于心不忍,便命人放掉牛。孟子听说后,便借此劝说齐宣王行仁政。这时,燕国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燕王哙通过禅让,将王位传给了燕相子之。这次政治改革引发了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太子的强烈不满。太子联合大将军发动叛乱。齐国趁机出兵,打下燕国。打下后,齐宣王问孟子能否一举吞并燕国。孟子答:“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齐军将燕吞并后,烧杀淫掠,引发燕民反感,燕国各地反抗,其他诸侯国也反对齐吞并燕并挑起战争。齐军失败而归。这时,孟子和齐宣王的关系急转而下。之后,孟子便离开齐国。孟子晚年时回到故土,著书立说。
  通过时间线索,我们梳理了孟子的一生。基于此,我们再来看《孟子》的文本,便能更深入地理解孟子的思想。《孟子·梁惠王下》有这样一段记载,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当时,邹国和鲁国之间发生了冲突。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人,百姓却袖手旁观。穆公问孟子该如何处置,又不能杀那么多人,又实在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孟子回答说:“灾荒年岁,年老体弱的百姓被弃尸于山沟,年轻力壮的人四处逃荒,差不多有上千人吧;而您的粮仓里堆满粮食,货库里装满财宝,官吏们却从来不向您报告老百姓的情况,这是他们不关心老百姓并且还残害老百姓的表现。曾子说:‘小心啊,小心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现在就是老百姓报复他们的时候了。您不要归罪于老百姓,只要您施行仁政,老百姓自然就会亲近他们的领导人,肯为他们的长官而牺牲了。”总结而言,孟子行仁政的主张隐含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故“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孟子到齐国的平陆县,对长官说:“如果你的守卫战士在一天内三次失职,你会开除他们吗?”长官说:“不用等三次。”孟子说:“然而您失职的地方也多,灾荒年份,你的百姓们,老弱病残的辗转于沟壑而死亡,年轻力壮的散走四方逃难,有好几千人啊。”长官说:“这不是我孔距心的能力所能处理好的。”孟子说:“现在假如有个人接受了替别人放牧牛羊的事,那一定要设法找到牧场和喂养牲畜的草料,要是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一旁眼看着牛羊饿死呢?”长官说:“这是我孔距心的罪过了。”
  通过这段材料也可看出,在孟子看来,无论是国君还是地方长官,都必须要为民众服务。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时,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匡章。匡章是战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一位将军。上文讲到齐国吞并燕国的战役就是由匡章率领军队打下的。但那时,匡章正经历人生中的低谷。匡章的父亲和母亲吵架,父亲一怒之下将母亲杀死并草草地埋在马厩里,以示侮辱。匡章因此陷入道德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若想安葬母亲,就会违抗父亲;另一方面他若顺从父亲,就只能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匡章为了母亲和父亲争吵,被父亲赶出家门,背上不孝之名。古代,以孝治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同时,这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孝是人类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在父权和夫权下的孝很容易走向极端,生发出很多问题。孟子的弟子公都子说,整个临淄都说匡章是个不孝子,老师为何还要和他交往?孟子说,世俗所谓的不孝者有五种情况,匡章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如果说匡章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那就是父子责善。父子间互相指责就会使父子关系僵化。责善是朋友之道,朋友之间可以互相指出对方做得不好的地方。知人论世,孟子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具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孟子在宋国时,与宋大夫戴不胜有过一段对话。孟子问戴不胜是否希望君王变得贤明,如果希望的话,就要在君王身边多安排一些正人君子,为君王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君王身边都是奸佞小人,就会引导君王一点一点向坏的方向发展。可见,儒家从很早便注意到要规范和引导君权。
  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提到了孟子的核心思想——性善论。今天我们提到“性善论”,往往会想到“人之初,性本善”。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善的,只是后天成长中遇到些问题,变得不善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从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就是善的。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感性欲望是性,但不能被我们所控制。而君子,也就是有更高追求的人不会把感性欲望当作真正的人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仁义礼智是我们的道德禀赋,虽然也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意志。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依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长为君子。孟子将人性作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在事实层面,孟子认为人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感性欲望和仁义礼智。在价值层面,孟子认为要把仁义礼智看作是人性,即“君子不谓性也”“君子不谓命也”。
  按照孟子的说法,坏人选择的是不断膨胀自己的感性欲望,最终走向恶。所以,人性中有善的一面。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培养和扩充善的部分,这也是人的价值和意义。这个价值远超苏秦、张仪之辈所追求的财富权势等世俗价值。人之为人,必须奠定在善的天觉上。单从人觉上看,恐怕只有那些富可敌国的少数人的人生才有意义。而从天觉上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你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我怎么会害怕你呢?“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是怎样的人?我是怎样的人?我们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人都应像他那样。孟子指出,“说大人,则藐之”“我得志,弗为也”。
  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尊贵。人的价值不应只建立在人觉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在天觉上。所以,孟子并不是一味地在说人性是善的,孟子所追求的也不是世俗价值。
  孟子离开滕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有人问,“不以泰乎”?孟子说,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能认为是过分。孔子指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是孔子针对当时面对的情况所说。此句的重点是无论面对的境遇是贫穷还是富贵,君子都能坚守原则。
  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齐宣王对他很是器重。但齐强占燕并受到诸国攻打后,二人的关系越发僵硬。例如,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齐宣王问道:“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吧?”孟子答道:“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宣王说:“做臣子的弑他的君主,可以吗?”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作‘贼’,破坏道义的人叫作‘残’。残贼俱全的人,叫作‘一夫’。我只听说过武王诛杀了一夫殷纣,没有听说过他是以臣弑君的。”这样的对话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矛盾。
  孟子于是决定离开齐国。齐宣王故作遗憾地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共事,我感到很高兴,先生如今要离去,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过了几天,齐宣王对时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并让时子转告孟子。时子又托陈子转告孟子。这种几经周转的话,显示不出齐宣王的诚意。孟子走时,也确实心有不甘。他在齐国的边境昼停留了三天。孟子的弟子尹士就对别人说,“没看出齐王不能够做商汤、周武,那是孟子糊涂;知道齐王不行,然而还要来,那他就是来求取富贵的。大老远跑来,话不投机而离去,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为什么这样拖拖拉拉呢?”孟子说:“尹士哪能了解我?大老远跑来和齐王见面,是我抱有希望;话不投机而离去,难道是我希望的吗?我只是不得已罢了。我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我心里觉得还是太快了,我心想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王如果改变态度,就一定会召我返回。我出了昼县,王还没有追回我,我才铁定了回乡的念头。即便这样,我难道肯抛弃王吗?王仍然足以行仁政。王如果用我,又何止齐国的百姓得享太平,天下的百姓都将得享太平。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我天天盼啊盼啊!我难道非要像小肚鸡肠的人一般:向王进谏,王不接受,便生闷气,失望不满全写在脸上,一旦离开,就跑得精疲力竭才肯歇脚吗?”尹士听说后,认识到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战国时期,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就发生在齐国。齐国又是个能够和秦国抗衡的大国。所以,齐国有充分的条件推行仁政,且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带动天下百姓得享太平。秦国则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军事化的管理为战事做准备。
  在离开的路上,充虞问孟子,“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意思是,您的脸色好像不太高兴。可以前我听您讲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说:“那是一个时候,现在又是一个时候。按历史规律,每过五百年一定有位圣君兴起,这期间还会有命世之才脱颖而出。从周武王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论年数,已过了五百;论时势,也该有圣君贤臣出来了。除非上苍还没想到要让天下太平,如果上苍想要让天下太平,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又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呢?”孟子带着这样坚定的信念,退出政治舞台,回到故里,教授弟子,著书立说。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深有感触。一个人,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带着理想步入社会,往往充满信心,说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很正常。但孟子在五六十岁的年纪,在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依然能充满信念地说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份信念,从思想源头上看,来自孔子。但更为根本的一点是,孟子坚信只有符合人性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只要遵从历史发展规律,仁政就一定会实现。
  在读《孟子》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的孟子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他是迂阔的、不切实际的,但我们今天看,孟子是伟大的。虽然孟子对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恶的一面,关注度不高,对历史的态度有时过于乐观,但他坚守住真正的理想,静候仁政时代的到来。汉代,孟子的思想已经在士人中广为流传,成为当时人们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普遍接受孟子的主张,《孟子》一书由“子”书转为“经”书。在人们的观念中,王道战胜了霸道,仁政战胜了暴政。即使有残暴的君主想借助其权力挑战孟子的权威,也以失败告终。

  理想在于坚守。只要是符合人性,顺应历史发展的理想,即使暂时无法实现,也不必怨天尤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所坚守的理想像一座灯塔,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也要拿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魄,坚守理想、不懈奋斗。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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