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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以产业政策协同推进共同富裕
发布时间:2023-02-28

  产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功能和效应是中性的。良好设计并认真实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转型来促进,即在生产端通过产业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转型,形成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在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方面同步推进共同富裕。

  通过产业布局政策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

  近年来,中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程度总体呈现稳步缩小态势,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革,也使地区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逐步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北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进而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也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可以在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布局政策安排下,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产业布局,并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产业链的各环节在全国各区域的协调配置,依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借助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领先优势,通过产业链配置加快长三角经济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进程,在内循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吸引外部资源来发展相关产业,建立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系。首先,注意避免使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进行支持,否则不仅会扭曲地区产业结构导致非均衡发展,还会严重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其次,以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支持方法,来替代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手段,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部分地区产业的融资支持;也可以利用产业链进行合作,建立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联系机制,创设环境优良的产业集群,吸引各类企业入驻该欠发达区域,便于自动实现产业链合作分工关系等。

  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尽量减少政策性扶持范围,根据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干预。例如,采取日本的经验,提高对幼稚产业和衰退产业的政策介入程度,而减少对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业支持力度,这也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业干预影响就业,进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自2007年德国提出“领先集群竞争计划”后,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打造全球性创新产业集群。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以扶持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促进集群内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也能改善产业链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同富裕。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缩小因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着力破除各类隐形壁垒,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尤其是禁止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可以设立区域上诉巡回法院机制,统一处理区域内垄断事务,阻止地方政府对垄断的保护。

  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政策目标从“提高集中度和扶持大企业”转为扶持“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企业,促进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中小企业发展能够广泛吸纳就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加大对企业的干预,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其产业政策也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包括税收优惠、外汇配额支持,协助引入国外技术,推广美国先进管理方法等,对促进日本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日本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和广东的经验也表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充分的地方,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往往比较高,收入分配的差异小。

  通过统一产业政策实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是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的中坚力量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稳定购买力,其消费是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有力支持,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器”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以扩大社会性流动的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在生产端实施,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改善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在劳动力创造价值、其他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本这些无形资本要素能够更好参与分配,提高了生产要素拥有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此得到扩大,进一步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激励创新、提升创新水平和生产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更公平地分好了蛋糕,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6元,远低于同期35946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65的一半。显然,农民农村收入水平能否提高,是中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要利用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农民收入中较大的两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产业政策可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政策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如利用财政、金融、用地、人才扶持等政策,提高农民创新创业的意愿,使农民在农村本地能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增收,通过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完善就业支持政策等,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二是全国范围内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效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切实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三是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通过相关政策加快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村物流等新业态融合发展,如通过电商平台、直播等方式,建立在线销售的畅销机制,持续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空间。四是鼓励农业“走出去”,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产品进出口的支持,对农产品出口提供一定的补贴,使其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当提高进口农产品关税,支持国内竞争力相对欠缺的相关农产品产业的发展。

  (作者:刘志彪、江静均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

  产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功能和效应是中性的。良好设计并认真实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转型来促进,即在生产端通过产业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转型,形成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在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方面同步推进共同富裕。

  通过产业布局政策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

  近年来,中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程度总体呈现稳步缩小态势,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革,也使地区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逐步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北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进而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也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可以在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布局政策安排下,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产业布局,并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产业链的各环节在全国各区域的协调配置,依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借助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领先优势,通过产业链配置加快长三角经济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进程,在内循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吸引外部资源来发展相关产业,建立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系。首先,注意避免使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进行支持,否则不仅会扭曲地区产业结构导致非均衡发展,还会严重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其次,以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支持方法,来替代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手段,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部分地区产业的融资支持;也可以利用产业链进行合作,建立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联系机制,创设环境优良的产业集群,吸引各类企业入驻该欠发达区域,便于自动实现产业链合作分工关系等。

  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尽量减少政策性扶持范围,根据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干预。例如,采取日本的经验,提高对幼稚产业和衰退产业的政策介入程度,而减少对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业支持力度,这也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业干预影响就业,进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自2007年德国提出“领先集群竞争计划”后,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打造全球性创新产业集群。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以扶持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促进集群内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也能改善产业链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同富裕。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缩小因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着力破除各类隐形壁垒,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尤其是禁止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可以设立区域上诉巡回法院机制,统一处理区域内垄断事务,阻止地方政府对垄断的保护。

  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政策目标从“提高集中度和扶持大企业”转为扶持“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企业,促进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中小企业发展能够广泛吸纳就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加大对企业的干预,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其产业政策也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包括税收优惠、外汇配额支持,协助引入国外技术,推广美国先进管理方法等,对促进日本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日本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和广东的经验也表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充分的地方,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往往比较高,收入分配的差异小。

  通过统一产业政策实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是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的中坚力量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稳定购买力,其消费是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有力支持,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器”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以扩大社会性流动的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在生产端实施,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改善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在劳动力创造价值、其他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本这些无形资本要素能够更好参与分配,提高了生产要素拥有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此得到扩大,进一步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激励创新、提升创新水平和生产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更公平地分好了蛋糕,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6元,远低于同期35946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65的一半。显然,农民农村收入水平能否提高,是中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要利用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农民收入中较大的两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产业政策可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政策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如利用财政、金融、用地、人才扶持等政策,提高农民创新创业的意愿,使农民在农村本地能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增收,通过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完善就业支持政策等,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二是全国范围内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效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切实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三是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通过相关政策加快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村物流等新业态融合发展,如通过电商平台、直播等方式,建立在线销售的畅销机制,持续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空间。四是鼓励农业“走出去”,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产品进出口的支持,对农产品出口提供一定的补贴,使其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当提高进口农产品关税,支持国内竞争力相对欠缺的相关农产品产业的发展。

  (作者:刘志彪、江静均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

  产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功能和效应是中性的。良好设计并认真实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转型来促进,即在生产端通过产业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转型,形成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在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方面同步推进共同富裕。

  通过产业布局政策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

  近年来,中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程度总体呈现稳步缩小态势,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革,也使地区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逐步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北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进而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也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可以在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布局政策安排下,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产业布局,并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产业链的各环节在全国各区域的协调配置,依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借助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领先优势,通过产业链配置加快长三角经济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进程,在内循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吸引外部资源来发展相关产业,建立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系。首先,注意避免使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进行支持,否则不仅会扭曲地区产业结构导致非均衡发展,还会严重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其次,以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支持方法,来替代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手段,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部分地区产业的融资支持;也可以利用产业链进行合作,建立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联系机制,创设环境优良的产业集群,吸引各类企业入驻该欠发达区域,便于自动实现产业链合作分工关系等。

  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尽量减少政策性扶持范围,根据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干预。例如,采取日本的经验,提高对幼稚产业和衰退产业的政策介入程度,而减少对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业支持力度,这也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业干预影响就业,进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自2007年德国提出“领先集群竞争计划”后,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打造全球性创新产业集群。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以扶持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促进集群内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也能改善产业链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同富裕。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缩小因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着力破除各类隐形壁垒,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尤其是禁止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可以设立区域上诉巡回法院机制,统一处理区域内垄断事务,阻止地方政府对垄断的保护。

  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政策目标从“提高集中度和扶持大企业”转为扶持“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企业,促进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中小企业发展能够广泛吸纳就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加大对企业的干预,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其产业政策也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包括税收优惠、外汇配额支持,协助引入国外技术,推广美国先进管理方法等,对促进日本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日本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和广东的经验也表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充分的地方,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往往比较高,收入分配的差异小。

  通过统一产业政策实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是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的中坚力量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稳定购买力,其消费是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有力支持,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器”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以扩大社会性流动的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在生产端实施,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改善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在劳动力创造价值、其他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本这些无形资本要素能够更好参与分配,提高了生产要素拥有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此得到扩大,进一步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激励创新、提升创新水平和生产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更公平地分好了蛋糕,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6元,远低于同期35946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65的一半。显然,农民农村收入水平能否提高,是中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要利用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农民收入中较大的两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产业政策可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政策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如利用财政、金融、用地、人才扶持等政策,提高农民创新创业的意愿,使农民在农村本地能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增收,通过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完善就业支持政策等,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二是全国范围内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效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切实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三是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通过相关政策加快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村物流等新业态融合发展,如通过电商平台、直播等方式,建立在线销售的畅销机制,持续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空间。四是鼓励农业“走出去”,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产品进出口的支持,对农产品出口提供一定的补贴,使其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当提高进口农产品关税,支持国内竞争力相对欠缺的相关农产品产业的发展。

(作者:刘志彪、江静均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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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以产业政策协同推进共同富裕
发布时间:2023-02-28

  产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功能和效应是中性的。良好设计并认真实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转型来促进,即在生产端通过产业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转型,形成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在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方面同步推进共同富裕。

  通过产业布局政策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

  近年来,中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程度总体呈现稳步缩小态势,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革,也使地区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逐步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北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进而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也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可以在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布局政策安排下,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产业布局,并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产业链的各环节在全国各区域的协调配置,依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借助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领先优势,通过产业链配置加快长三角经济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进程,在内循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吸引外部资源来发展相关产业,建立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系。首先,注意避免使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进行支持,否则不仅会扭曲地区产业结构导致非均衡发展,还会严重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其次,以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支持方法,来替代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手段,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部分地区产业的融资支持;也可以利用产业链进行合作,建立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联系机制,创设环境优良的产业集群,吸引各类企业入驻该欠发达区域,便于自动实现产业链合作分工关系等。

  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尽量减少政策性扶持范围,根据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干预。例如,采取日本的经验,提高对幼稚产业和衰退产业的政策介入程度,而减少对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业支持力度,这也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业干预影响就业,进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自2007年德国提出“领先集群竞争计划”后,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打造全球性创新产业集群。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以扶持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促进集群内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也能改善产业链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同富裕。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缩小因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着力破除各类隐形壁垒,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尤其是禁止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可以设立区域上诉巡回法院机制,统一处理区域内垄断事务,阻止地方政府对垄断的保护。

  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政策目标从“提高集中度和扶持大企业”转为扶持“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企业,促进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中小企业发展能够广泛吸纳就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加大对企业的干预,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其产业政策也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包括税收优惠、外汇配额支持,协助引入国外技术,推广美国先进管理方法等,对促进日本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日本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和广东的经验也表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充分的地方,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往往比较高,收入分配的差异小。

  通过统一产业政策实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是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的中坚力量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稳定购买力,其消费是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有力支持,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器”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以扩大社会性流动的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在生产端实施,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改善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在劳动力创造价值、其他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本这些无形资本要素能够更好参与分配,提高了生产要素拥有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此得到扩大,进一步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激励创新、提升创新水平和生产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更公平地分好了蛋糕,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6元,远低于同期35946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65的一半。显然,农民农村收入水平能否提高,是中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要利用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农民收入中较大的两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产业政策可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政策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如利用财政、金融、用地、人才扶持等政策,提高农民创新创业的意愿,使农民在农村本地能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增收,通过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完善就业支持政策等,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二是全国范围内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效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切实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三是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通过相关政策加快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村物流等新业态融合发展,如通过电商平台、直播等方式,建立在线销售的畅销机制,持续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空间。四是鼓励农业“走出去”,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产品进出口的支持,对农产品出口提供一定的补贴,使其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当提高进口农产品关税,支持国内竞争力相对欠缺的相关农产品产业的发展。

  (作者:刘志彪、江静均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

  产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功能和效应是中性的。良好设计并认真实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转型来促进,即在生产端通过产业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转型,形成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在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方面同步推进共同富裕。

  通过产业布局政策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

  近年来,中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程度总体呈现稳步缩小态势,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革,也使地区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逐步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北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进而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也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可以在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布局政策安排下,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产业布局,并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产业链的各环节在全国各区域的协调配置,依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借助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领先优势,通过产业链配置加快长三角经济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进程,在内循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吸引外部资源来发展相关产业,建立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系。首先,注意避免使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进行支持,否则不仅会扭曲地区产业结构导致非均衡发展,还会严重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其次,以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支持方法,来替代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手段,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部分地区产业的融资支持;也可以利用产业链进行合作,建立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联系机制,创设环境优良的产业集群,吸引各类企业入驻该欠发达区域,便于自动实现产业链合作分工关系等。

  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尽量减少政策性扶持范围,根据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干预。例如,采取日本的经验,提高对幼稚产业和衰退产业的政策介入程度,而减少对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业支持力度,这也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业干预影响就业,进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自2007年德国提出“领先集群竞争计划”后,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打造全球性创新产业集群。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以扶持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促进集群内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也能改善产业链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同富裕。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缩小因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着力破除各类隐形壁垒,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尤其是禁止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可以设立区域上诉巡回法院机制,统一处理区域内垄断事务,阻止地方政府对垄断的保护。

  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政策目标从“提高集中度和扶持大企业”转为扶持“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企业,促进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中小企业发展能够广泛吸纳就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加大对企业的干预,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其产业政策也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包括税收优惠、外汇配额支持,协助引入国外技术,推广美国先进管理方法等,对促进日本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日本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和广东的经验也表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充分的地方,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往往比较高,收入分配的差异小。

  通过统一产业政策实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是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的中坚力量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稳定购买力,其消费是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有力支持,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器”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以扩大社会性流动的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在生产端实施,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改善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在劳动力创造价值、其他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本这些无形资本要素能够更好参与分配,提高了生产要素拥有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此得到扩大,进一步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激励创新、提升创新水平和生产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更公平地分好了蛋糕,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6元,远低于同期35946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65的一半。显然,农民农村收入水平能否提高,是中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要利用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农民收入中较大的两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产业政策可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政策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如利用财政、金融、用地、人才扶持等政策,提高农民创新创业的意愿,使农民在农村本地能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增收,通过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完善就业支持政策等,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二是全国范围内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效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切实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三是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通过相关政策加快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村物流等新业态融合发展,如通过电商平台、直播等方式,建立在线销售的畅销机制,持续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空间。四是鼓励农业“走出去”,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产品进出口的支持,对农产品出口提供一定的补贴,使其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当提高进口农产品关税,支持国内竞争力相对欠缺的相关农产品产业的发展。

  (作者:刘志彪、江静均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

  产业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功能和效应是中性的。良好设计并认真实施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转型来促进,即在生产端通过产业政策目标和实施方式的转型,形成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在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方面同步推进共同富裕。

  通过产业布局政策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

  近年来,中国地区不平衡发展程度总体呈现稳步缩小态势,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变革,也使地区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逐步加快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北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进而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也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实现。

  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可以在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布局政策安排下,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措施,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根据要素禀赋条件进行区域产业布局,并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产业链的各环节在全国各区域的协调配置,依托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借助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领先优势,通过产业链配置加快长三角经济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进程,在内循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吸引外部资源来发展相关产业,建立与发达地区的产业联系。首先,注意避免使用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来进行支持,否则不仅会扭曲地区产业结构导致非均衡发展,还会严重扭曲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其次,以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支持方法,来替代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手段,如通过资本市场进行部分地区产业的融资支持;也可以利用产业链进行合作,建立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大中型企业的联系机制,创设环境优良的产业集群,吸引各类企业入驻该欠发达区域,便于自动实现产业链合作分工关系等。

  通过产业结构政策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

  尽量减少政策性扶持范围,根据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干预。例如,采取日本的经验,提高对幼稚产业和衰退产业的政策介入程度,而减少对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产业支持力度,这也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业干预影响就业,进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自2007年德国提出“领先集群竞争计划”后,包括日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打造全球性创新产业集群。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以扶持先进制造业集群为重要依托,促进集群内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也能改善产业链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共同富裕。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缩小因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着力破除各类隐形壁垒,消除影响公平竞争、妨碍创新的各种制度束缚,尤其是禁止地方政府的行政垄断行为;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可以设立区域上诉巡回法院机制,统一处理区域内垄断事务,阻止地方政府对垄断的保护。

  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升专业化优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政策目标从“提高集中度和扶持大企业”转为扶持“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小企业,促进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中小企业发展能够广泛吸纳就业,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加大对企业的干预,协调企业间的关系,其产业政策也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包括税收优惠、外汇配额支持,协助引入国外技术,推广美国先进管理方法等,对促进日本中小企业成长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日本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和广东的经验也表明,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充分的地方,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往往比较高,收入分配的差异小。

  通过统一产业政策实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是现代化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公平和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的中坚力量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具有稳定购买力,其消费是中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有力支持,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器”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可以进一步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以扩大社会性流动的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也可以在生产端实施,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改善现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并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在劳动力创造价值、其他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知识资本和数据资本这些无形资本要素能够更好参与分配,提高了生产要素拥有者参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此得到扩大,进一步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愿意投入更多的生产性努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激励创新、提升创新水平和生产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更公平地分好了蛋糕,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6.1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26元,远低于同期35946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65的一半。显然,农民农村收入水平能否提高,是中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要利用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中央主导型统一产业政策来促进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农民收入中较大的两部分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产业政策可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政策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如利用财政、金融、用地、人才扶持等政策,提高农民创新创业的意愿,使农民在农村本地能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可以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增收,通过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完善就业支持政策等,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二是全国范围内通过推进农业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效益,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切实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三是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通过相关政策加快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村物流等新业态融合发展,如通过电商平台、直播等方式,建立在线销售的畅销机制,持续拓展农民经营性收入的空间。四是鼓励农业“走出去”,国家通过贸易政策加大对农业和农产品进出口的支持,对农产品出口提供一定的补贴,使其增强在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当提高进口农产品关税,支持国内竞争力相对欠缺的相关农产品产业的发展。

(作者:刘志彪、江静均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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