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朗普就任后政策的调整

　　春节前，中国银行陈四清行长问我，你对特朗普就任后，对中国经济金融影响有什么看法。我说恐怕还得看看。从特朗普就任近一月的政策来看，我认为，他首先对选民有一个承诺，比如七个国家不许移民，立即退出TPP。这里边反映一个什么问题？他想获取民心，另外想在美国内外格局政策上可能做一些调整。

　　国内政策的调整。他实际上是在试水，看看各个利益集团对他一些政策到底是不是支持？因为美国是个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率领的一套所谓行政班子，他的政策对国内民众有什么影响，对司法和立法有什么影响?现在试水阶段，从民众来看，基于他的民粹主义，支持他的人不少，但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基本各一半。从各个行政负责人的任命上，都是跟他利益相关的，有的大公司老板都到一线，特别是经济商务部门人员的任命都来自华尔街的高层。他加大了对华尔街的支持。

　　对外政策的调整。首先是中东问题。中东问题，奥巴马也好，小布什也好，总体讲其政策是失败的。奥巴马当时想赶快把兵收回来，但是整个秩序没有稳定，IS反而崛起，所以特朗普想争取民心，想表示反恐的决心，显示美国保护人的地位，跟俄罗斯合作把IS消灭。因此，中东是他的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欧洲和日本，还有澳大利亚，凡是他部署军队的地方，他都要他们掏钱，当然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实际上真正谈判的话，双方还得有一些妥协和让步，对日本也是这个政策。他要实施向东、向南海、向亚太战略转移政策，如果没有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支持也并非易事。

　　对中国政策的调整。这是关乎全球最重要的问题。当然，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摩擦、麻烦不会少，这里边需要用智慧来处理。前几天看到《参考消息》有一篇，“特朗普让中国更强大”，这是欧洲一位学者文章的标题，他认为，特朗普目前的政策会使中国更强大。我认为，今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可能会找到一种新的形式，可能超越过去传统的模式。

　　二 应对中美经济金融博弈思考

　　研判美国金融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特朗普就任后，从他整个经济金融政策来看，可以叫宽财政、紧货币。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值得关注的，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颁布《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act)，它是保护消费者投资人利益、加强监管的法案。这个法案可能被打破，这将对世界和中国有很大影响。从此，美国金融业又可以再一次放开手脚，用金融称霸全世界，用美元冲击全球。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美国加强了监管外，美联储还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美国这三次量化宽松，说白了就是给财政买单，联储发钞票，向市场注资，向不好的企业注资，等到把企业救活以后，企业再把钱还上。总体上讲是有效的，虽然已经停止，但是却产生了后遗症，出现通胀抬头、失业上行的趋势。为此，美联储政策有所变化，这样可能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政策的调整，因为这涉及各国汇率的变化和该组织对外援助和贷款的问题，还涉及一个作为SDR成员的人民币使用和国际化问题。故此，我们必须研判美国金融政策的变化。

　　调整新时期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战略。美国和欧洲有矛盾，为什么最终欧洲，特别是英国仍支持他？当年欧元面世的时候，美国也反对它，但欧元正式运作以后，美国对它也有所支持，因为美国在欧洲投资最多，欧洲在美国投资也不少，它反映了相互之间错综复杂和一定的经济利益制衡博弈的关系。我同意，凡是能够到美国投资，我们可以去，他来我们也欢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要打我，打着打着，可能伤了你自己的利益。为此，我们要有新时期的长期战略。过去没有可能到海外投资，现在我们经济强大，GDP排在第二位，完全有这个力量。但是有一条，无论哪类性质的企业，还是目前在海外的企业或是将走出去的企业，在这个新时期，一定要加强依法合规，要特别防范和控制风险。“一带一路”说起来简单，真的懂得“一带一路”，能够审查项目的人很少，包括现在亚投行也好、丝路基金也好，缺少人才。不了解投资的地区税收、法律等。为此，我们加大力度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关于中资企业到海外设企业、银行的依法合规问题。最近工商银行西班牙马德里分行的行长被当地执法人员给扣了，农业银行纽约分行被罚2.15亿美元，中国银行米兰分行被罚款60万欧元，均被当局都称与洗钱违规经营有关。依法合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互利互赢。当然，首先要靠讲政治懂业务的外派人员，同时聘用当地员工要慎重，要有职业道德。另外和当地会计师、律师处理好关系。遇到问题，首先要找律师、会计师。我在卢森堡工作五、六年，我认为有一条很重要，外部会计师是代表当局的，其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依法合规，当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被我雇佣的，我付他薪水，他为我服务。凡是我拿不准的事，当然要问他能不能干、合不合法。至于为什么这么干，不必跟他讲明。如果经会计师审计后，我不负任何责任。涉及刑事等问题，那必须咨询律师，由律师来解决。

　　关于加强我国对外企、合资企业的外部审计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外汇储备中，外贸顺差形成的一大半是外资与合资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将出口的外汇换成人民币，除去归还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和产品成本以及员工工资以外，他们考虑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币有升值预期等因素，往往把剩下的人民币利润存在国内。可以说，外汇储备是央行用人民币置换出口企业的外汇而来，因此，在不违反外汇管制情况下，他们可以随时随刻用人民币利润把外汇再换出去。针对这种形势，特别是对大型的外资企业，比如美国、日本、欧洲的，我们对这些企业不同币种的资金来源、资金流量、资金用途，要运用大数据仔细调查和分析。过去几年来，五大外企会计事务所帮做假账，也被我们抓住过，但是罚的不够厉害。另外，外企会计事务所，你在中国，你首先要为中国政府服务，必须充分了解我国所有规章制度，这是你的责任。多年前，比如在华的美国企业，聘请的外部会计师普华永道想办法帮助外企减少其纳税，实际上该企业赚了两个亿，税前设法付掉一个亿，最后只按一个亿缴税。就这类情况还常发生。在新时期，我们虽不应卡外企，但必须依法合规。为此，有目的、有规划加强对外企与合资企业的审计管理。该罚的要罚，该奖励得也可奖励。要重视外企的现金流，比如它的流动资金，其来源是用中国的银行，还是外国银行，这些都应全面掌握，要做到心中有数。

　　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两年半掉了1万亿，这里边到底怎么样？是我们持有外汇的客户跑出去多，还是一部分人拿钱换成美元存在国内银行，还是外企汇出去的多，还是我们企业出去投资的多？了解外企、合资企业的动向和不断新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下决心好好研判，目的是为了金融发展，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与利率、汇率市场化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实际是指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个过程。人民币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其价格表现为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对内价格是什么？是利率，对外价格则是汇率。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是市场化，没有市场化不可能有国际化。时至今日，我们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仍有问题。我们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主攻商品价格改革。当时定价不是按照市场供求决定，而是按政府计划而定的，商品是由政府贴补的，所以价格是扭曲不合理的。后来许多商品生产彻底放开了，很快绝大多数商品不需财政补贴，价格完全按市场供需决定。然而资金市场化到现在没有完全解决。很多人认为，它拖了深化改革的后腿。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内价格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怎么可能实现对外价格的市场化呢？所以要深化和完善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把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基准利率搞好。现在利率品种繁多，资金也较充余，但中小企业仍受到融资难的困扰。如果利率真的完全放开，应该实现市场资金充分竞争，这样的利率水平才符合市场的真实水平。就人民币对外价格市场化来说。经常账户可兑换我们早已经实现，但是资本账户可兑换没有完全实现，为此，要与利率市场化协同并进，但利率市场化仍应走在前面。资本账户的可兑换要慎重、稳步、积极有序地进行。

　　加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研究。人民币汇率到底贬值还是升值，大家议论很多，主要是人民币应该处在怎样的价格水平。人民银行一直讲要实现均衡汇率。我参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研究和政策工作是从60年代初开始的，我认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问题上必须稳步、渐进、有序，条件成熟就自然而行了，包括加入SDR，不要太在意，不成熟不要冒进，当你的经济地位、实力、货币价值已经到这个程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IMF必然请你进去。在解放初，人民币汇率定价有一段时间是根据供求决定。长时间内，汇率改革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只作为统计使用。当时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是根据大宗商品出进口平均换汇成本来测算的。例如，全国出口企业的商品市场所有平均成本如果是100元人民币，出去换回来50美元，那你换汇成本2:1，进口也可以推算，算一算心中就有数。要知道当前汇率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想我们可参考60年代的一些做法，可以先做模型，运用大数据进行测算，加入其他参数，如物价等等。当然还有其它的很多方法。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全球人民币计价、结算、定价中心等，若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该国家的货币肯定是可兑换货币。因此，2020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在2020年能够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我认为，届时至少外汇储备问题不会那么突出了，虽然在国际货币中占比不会很大，但人民币已是名副其实的外汇了。美国储备中，主要是黄金，只有少量的外汇，因为美元就是外汇，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再过一、二十年，等到人民币真正成为全球主要国际货币，成为多数国家的计价结算、储备货币。届时我国外汇储备多少，就无所谓了，人民币就是外汇，拿出去用，换都不用换。

　　（吴念鲁：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