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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新常态下的融合与创新
发布时间:2023-03-03

 经济发展的减速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新常态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我认为是速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高速度降到中高速度,这是我们新常态的“新”字所在,速度的变化,这点一定要理解,1977年粉碎四人帮算起,到2011年34年间,中国的经济的平均速度是9.8%或者是10%也可以。在这34年中间速度超过12%的有七年,也就是说那一年可能是13%、 可能是14%,有一年还达到了15%,这个速度很高,这中间还有七年速度地域8%,除去高于12%,低于8%,绝大部分年份在8%-12%中间,所以平均算起来是10%。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高速度。到了2012年是多少?是7.6%,7.8%。2013年7.7%,到了2014年7.4%,尊近三年的速度可以说没有波动,都在4%-8%之间,但是都没有超过8%。和以前速度变化不一样,以前有高有低,有的低是临时,过一年就上去了,最低那年是百分之三点多,是90年,其他都是在五点多以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7.8、7.7、7.4,今年15年大体上算可能也在7范围之上下。所以现在的速度降下来和以前的速度年份是不一样的,他会持续在这样一个速度的水平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速度的变化在今后大体上是围绕着7左右的变化,这是一个常态的变化。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给大家预见一个速度,和过去34年做一个比较。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速度会由高速降到中高速?什么原因?我想了想有这么几个原因我们去理解,第一个原因规模变化结束,我们的GDP规模越来越大了,规模发生的变化带来的减速,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多少?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一说大家一想就会很惊讶,1978年我们中国GDP是3645亿,我们现在的GDP是多少?60万亿,3645亿原来的规模,我们现在是60万亿的规模,150多倍,也就是说在70年代我们争一个百分点,那个绝对量和我们现在争一个点的绝对量差了150倍。

  所以我们现在速度降低不等于我们经济增长的绝对量下降,这俩不是一个概念。我们速度降低了,我们增长的财富并没有少,实则还在增,而且还比原来大。

  2012年增速是7.8,增量是46000亿,2013年我们速度降到7.7,但是增量增加了,到49000亿。底盘大了,基数大了。速度降了0.1,增量增加了3000亿。速度降低不等于增量减少,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不然我们就犯糊涂,觉得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一个规模变化的结束,我再补充一个,我们现在一年增加的GDP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年GDP,五万亿、六万亿这样的数字,所以是大的增量。

  市场变化的减速

  本世纪前8年为什么发展那么快,最高一年是15,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本世纪初2000年我们加入了WTO国际市场我们打开了,所以外贸的拉动力很强,08年之后美国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了,发达国家新型战略也在改变,减少订单,在改变他的结构。所以我们的国际市场的发展就没有原来那么快了,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外贸拉动力减弱,而国内的需求一时不可能完全弥补。这样我们的经济拉动率就下降了,这是市场变化的减速。

  结构变化的减速

  我们过去多少年始终一个很大的结构调整是由一产的劳动力转变到二产。现在农民工就是一产劳动力转变到二产,累计起来有三亿人。一个劳动力从一产转到二产,从农业转到工业他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倍,一个工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十倍。怎么算的?很简单,我们现在中国53%人在城市,47%人在农村,农村创造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多少?占我们国家10%。也就是47%的人创造了10%的GDP,而53%的人创造了90%的GDP。大家算这个比例就算出来了。

  所以前一段为什么经济发展快,因为大量劳动力从低效率地方转到高效率地方,这个转移以后还要转移,但没有这个规模。再往城里转移二产转不过去,要转三产。三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例没有那么大,大体是6倍左右,到三产生产率提高没有二产生产率提高的高。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一个高速度,我们现在这个东西不能像原来持续目前那样,转移的劳动生产率降下我们增长速度也就降下来了。

  再有一个是发展方式的结束,由粗放到集约,粗放为什么速度快,因为规模简单的扩张就可以,但是到集约主要是靠效率提升来表达你集约的程度,而不是靠你规模的提升。你可能干一千万,你赚10万,现在500万,我赚20万,所以规模的提升和效益的提升不一样,粗放主要表现在规模的提升,集约主要表现在效益提升。现在我们经济搞得好和搞得坏,主要要看效益提升。

  前不久在清华2000多学生,给他讲一个问题,现在电视上有爸爸到哪去了,时间到哪去了。我们中国人更该研究就是钱到哪去了。我们在座企业家研究一下钱到哪去了。全球苹果,中国做的,是其价格的2%,钱到哪去了?钱到他那去了。反过来到中国卖,卖的价格很高,开始炒的时候一个手机炒到两万,中国人花高价买过来,钱哪去了。低价给人干活,高价买人东西,不转变这种经济模式,我们中国人效益能提升吗?老说干了多少活,有用吗。所以说效益转型和规模要区别开,不是规模越大,效益越高,2000万辆,赚钱都是外国品牌拿走了。1.8升以上的中高档赚钱,低档都是赔钱,如果我不转型,我们哪有效益。

  最后一个减速是改革进程的减速,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仅不会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还要往里投入,比如说城镇化,现在你让农民工进城,你要给他盖房子,搞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投入。深化改革到这个阶段了,农民工进城你花多少本,给城市里干多少活。上面五条原因都不是我们人为的举措,而是要由历史的发展,我们经济到了这个阶段,由于这个方面演化成速度的下降。这是第二个问题。

      艾丰  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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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3-03

 经济发展的减速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新常态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我认为是速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高速度降到中高速度,这是我们新常态的“新”字所在,速度的变化,这点一定要理解,1977年粉碎四人帮算起,到2011年34年间,中国的经济的平均速度是9.8%或者是10%也可以。在这34年中间速度超过12%的有七年,也就是说那一年可能是13%、 可能是14%,有一年还达到了15%,这个速度很高,这中间还有七年速度地域8%,除去高于12%,低于8%,绝大部分年份在8%-12%中间,所以平均算起来是10%。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高速度。到了2012年是多少?是7.6%,7.8%。2013年7.7%,到了2014年7.4%,尊近三年的速度可以说没有波动,都在4%-8%之间,但是都没有超过8%。和以前速度变化不一样,以前有高有低,有的低是临时,过一年就上去了,最低那年是百分之三点多,是90年,其他都是在五点多以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7.8、7.7、7.4,今年15年大体上算可能也在7范围之上下。所以现在的速度降下来和以前的速度年份是不一样的,他会持续在这样一个速度的水平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速度的变化在今后大体上是围绕着7左右的变化,这是一个常态的变化。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给大家预见一个速度,和过去34年做一个比较。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速度会由高速降到中高速?什么原因?我想了想有这么几个原因我们去理解,第一个原因规模变化结束,我们的GDP规模越来越大了,规模发生的变化带来的减速,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是多少?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一说大家一想就会很惊讶,1978年我们中国GDP是3645亿,我们现在的GDP是多少?60万亿,3645亿原来的规模,我们现在是60万亿的规模,150多倍,也就是说在70年代我们争一个百分点,那个绝对量和我们现在争一个点的绝对量差了150倍。

  所以我们现在速度降低不等于我们经济增长的绝对量下降,这俩不是一个概念。我们速度降低了,我们增长的财富并没有少,实则还在增,而且还比原来大。

  2012年增速是7.8,增量是46000亿,2013年我们速度降到7.7,但是增量增加了,到49000亿。底盘大了,基数大了。速度降了0.1,增量增加了3000亿。速度降低不等于增量减少,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不然我们就犯糊涂,觉得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一个规模变化的结束,我再补充一个,我们现在一年增加的GDP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年GDP,五万亿、六万亿这样的数字,所以是大的增量。

  市场变化的减速

  本世纪前8年为什么发展那么快,最高一年是15,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本世纪初2000年我们加入了WTO国际市场我们打开了,所以外贸的拉动力很强,08年之后美国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了,发达国家新型战略也在改变,减少订单,在改变他的结构。所以我们的国际市场的发展就没有原来那么快了,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外贸拉动力减弱,而国内的需求一时不可能完全弥补。这样我们的经济拉动率就下降了,这是市场变化的减速。

  结构变化的减速

  我们过去多少年始终一个很大的结构调整是由一产的劳动力转变到二产。现在农民工就是一产劳动力转变到二产,累计起来有三亿人。一个劳动力从一产转到二产,从农业转到工业他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倍,一个工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十倍。怎么算的?很简单,我们现在中国53%人在城市,47%人在农村,农村创造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多少?占我们国家10%。也就是47%的人创造了10%的GDP,而53%的人创造了90%的GDP。大家算这个比例就算出来了。

  所以前一段为什么经济发展快,因为大量劳动力从低效率地方转到高效率地方,这个转移以后还要转移,但没有这个规模。再往城里转移二产转不过去,要转三产。三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例没有那么大,大体是6倍左右,到三产生产率提高没有二产生产率提高的高。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一个高速度,我们现在这个东西不能像原来持续目前那样,转移的劳动生产率降下我们增长速度也就降下来了。

  再有一个是发展方式的结束,由粗放到集约,粗放为什么速度快,因为规模简单的扩张就可以,但是到集约主要是靠效率提升来表达你集约的程度,而不是靠你规模的提升。你可能干一千万,你赚10万,现在500万,我赚20万,所以规模的提升和效益的提升不一样,粗放主要表现在规模的提升,集约主要表现在效益提升。现在我们经济搞得好和搞得坏,主要要看效益提升。

  前不久在清华2000多学生,给他讲一个问题,现在电视上有爸爸到哪去了,时间到哪去了。我们中国人更该研究就是钱到哪去了。我们在座企业家研究一下钱到哪去了。全球苹果,中国做的,是其价格的2%,钱到哪去了?钱到他那去了。反过来到中国卖,卖的价格很高,开始炒的时候一个手机炒到两万,中国人花高价买过来,钱哪去了。低价给人干活,高价买人东西,不转变这种经济模式,我们中国人效益能提升吗?老说干了多少活,有用吗。所以说效益转型和规模要区别开,不是规模越大,效益越高,2000万辆,赚钱都是外国品牌拿走了。1.8升以上的中高档赚钱,低档都是赔钱,如果我不转型,我们哪有效益。

  最后一个减速是改革进程的减速,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仅不会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还要往里投入,比如说城镇化,现在你让农民工进城,你要给他盖房子,搞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些东西都要投入。深化改革到这个阶段了,农民工进城你花多少本,给城市里干多少活。上面五条原因都不是我们人为的举措,而是要由历史的发展,我们经济到了这个阶段,由于这个方面演化成速度的下降。这是第二个问题。

      艾丰  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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