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网
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率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到金融危机这段时间,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也持续下降,因为金融、房地产、建筑给资本带来的回报远高于高技术制造和创新。因此美国就出现了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的问题,其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因此才出现了2009年以后美国要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就业的经济战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结构调整应当已经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趋势,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全球性企业在科技创新、回归实体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认为每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认为是愚蠢的贸易。怎么可能要让世界各国剥削美国,美国要承担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呢?
但这个角度会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是怎么看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只要投资一年以上,就变成中国的出口,成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来源。因此,这里包含了大量的美国企业的顺差。按这个统计,中国是270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是3700亿美元。
第二种统计,按照增加值,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增长是多少?用这种方法算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一半。
第三种统计,就是顺差、逆差我们要搞清楚它是谁的。如果按照所有权算,基本上中美贸易是平衡的,美国有世界最多的跨国公司,它在全世界分布了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出口,大量生产。所以说,贸易顺差、逆差在全球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非要说中国要跟美国实现平衡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回美国,欧洲企业回欧洲,日本企业回日本,这样全球化没有了,开放没有了,地球村没有了。
道理很简单,美国是认为美国的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别的国家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因此,他要求对等开放的意思就是我多开放你就应多开放,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你就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要零关税,你就必须零关税。那么,这样一来,世界就不分你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还是你的结构是什么,计划或是资源型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乱套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说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就是如何在中美之间能够回到合作的基础,超越零和博弈,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时间是利于中国的。我认为2035年之前中国都可能会在非理性博弈冲突摩擦的过程中度过,2035年以后,中美是可能会回归理性的对话,理性的沟通,理性的合作的。2035年实际上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中美两个国家可能真正可以回归到理性,在这之前,我个人觉得摩擦是很难平息的。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全球化治理存在着根本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讲了四点,我觉得也是非常能代表中国下一步的坚持推动全球开放的行动方向,一是主动扩大进口,给世界增加动力;主动拓宽市场准入,也就是说取消外资到中国来股权投资的限制;主动地改善投资环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加准入前国民待遇;主动的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中国、包括中国推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希望全球化能够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包容贸易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合作的基础。未来的多边体系既是自由贸易的,又是公平贸易的,还是开放包容的贸易体系。这样的话,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才可能走得更远,否则的话,仅仅是回到自由贸易的导向上去,我相信仍然是走不远的,因为它存在着根本性和制度上的缺陷。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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