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网

　　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率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到金融危机这段时间，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也持续下降，因为金融、房地产、建筑给资本带来的回报远高于高技术制造和创新。因此美国就出现了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的问题，其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因此才出现了2009年以后美国要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就业的经济战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结构调整应当已经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趋势，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全球性企业在科技创新、回归实体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认为每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认为是愚蠢的贸易。怎么可能要让世界各国剥削美国，美国要承担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呢？

　　但这个角度会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是怎么看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将近80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在中国只要投资一年以上，就变成中国的出口，成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来源。因此，这里包含了大量的美国企业的顺差。按这个统计，中国是270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是3700亿美元。

　　第二种统计，按照增加值，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增长是多少？用这种方法算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一半。

　　第三种统计，就是顺差、逆差我们要搞清楚它是谁的。如果按照所有权算，基本上中美贸易是平衡的，美国有世界最多的跨国公司，它在全世界分布了大量的投资，大量的出口，大量生产。所以说，贸易顺差、逆差在全球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非要说中国要跟美国实现平衡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回美国，欧洲企业回欧洲，日本企业回日本，这样全球化没有了，开放没有了，地球村没有了。

　　道理很简单，美国是认为美国的市场相对比较开放，别的国家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因此，他要求对等开放的意思就是我多开放你就应多开放，我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你就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要零关税，你就必须零关税。那么，这样一来，世界就不分你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还是你的结构是什么，计划或是资源型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乱套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说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就是如何在中美之间能够回到合作的基础，超越零和博弈，这是需要大智慧的。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时间是利于中国的。我认为2035年之前中国都可能会在非理性博弈冲突摩擦的过程中度过，2035年以后，中美是可能会回归理性的对话，理性的沟通，理性的合作的。2035年实际上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中美两个国家可能真正可以回归到理性，在这之前，我个人觉得摩擦是很难平息的。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全球化治理存在着根本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讲了四点，我觉得也是非常能代表中国下一步的坚持推动全球开放的行动方向，一是主动扩大进口，给世界增加动力；主动拓宽市场准入，也就是说取消外资到中国来股权投资的限制；主动地改善投资环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加准入前国民待遇；主动的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中国、包括中国推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希望全球化能够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包容贸易这三者之间找一个合作的基础。未来的多边体系既是自由贸易的，又是公平贸易的，还是开放包容的贸易体系。这样的话，这种新型的全球化才可能走得更远，否则的话，仅仅是回到自由贸易的导向上去，我相信仍然是走不远的，因为它存在着根本性和制度上的缺陷。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