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民生研究>>学术文章>>
学术文章
祝卓宏:汶川地震后的心理重建还很漫长
发布时间:2023-03-07

文章来源:中国网

  汶川地震已过去十年,但对亲历者来说,这是一生难以抹去的记忆。当大地震令高楼倒塌,撕碎眼前的生活,伤残遍野,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人经历灾难后都会产生创伤后应激反应,严重的急性应激反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社会功能而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

  2008年5月15日,祝卓宏作为中科院第一批心理援助专家进入灾区,他看到很多学生和居民处于急性应激状态,担心、害怕余震,只敢睡在草地的帐篷里,有轻微余震都会惊慌或惊醒。人们在焦虑和紧张中很容易对负面信息过分关注或过敏化反应,因此,在地震早期出现了很多谣言。

  最令祝卓宏印象深刻的是一对失去了女儿的父母。当他赶到时,遇难女孩的遗物被偷,对母亲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从此这位母亲处于“亚木僵”状态,躺在帐篷里的床上不吃、不喝、不动,在心理危机干预下,她宣泄了压抑的悲愤情绪,才渐有好转。

  “这个个案其实很有代表性,灾后出现很多急性应激障碍患者,有些人能在一两周后自然恢复,有的人就走不出来,需要心理干预。”祝卓宏说,在既往研究中,处于急性应激障碍状态的人,可能会出现极度悲哀、痛哭流涕、情绪激越、愤怒或恐惧,往往伴有身心紧张、心慌、出汗、发抖等症状、甚至还会出现异常的意识状态及异常行为,比如呼吸急促,甚至短暂的意识丧失,或出现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或者胡言乱语、不停呼喊、撕脱衣服、出现幻觉等。如果创伤后应激反应长期得不到缓解,一个月后将有可能出现影响深远的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踏入灾区后,祝卓宏在四川绵竹工作了三年时间,并参与建立了当地的心理健康援助体系。他提出,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需要三年以上持续的科学心理援助,帮助当地人重新获得安全感、建立稳定的情感和人际关系,逐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

  “2008年是也是心理援助的元年。”汶川地震发生十周年之际,祝卓宏就灾后心理健康救援等问题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在他看来,汶川地震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心理援助活动,他希望未来国家建立灾难后心理援助体系,“就像地震救援一样,有一些量化的指标,根据地震级别不同进行不同的响应”。

  记者: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群众心理上受到的打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祝卓宏:从专业角度来讲,这叫急性应激状态。当重大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一种急性应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出现急性应激反应。而急性应激反应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第一,表现在生理上,会出现失眠、多梦,或者会不断重复当时目睹灾害发生情景的记忆。白天的时候会不断闪回、还会出现心慌、出汗、四肢发抖以及没有食欲,或者胃肠道的问题,包括胃肠道不适感,还有的会出现四肢紧张或者是头痛等等这些反应。第二,在认知层面上,对世界的看法会发生改变。比如原来觉得世界是安全的,后来觉得哪里都不安全。原来可能会有某种宗教信仰,地震后由于家人逝去、财产受损,导致信仰坍塌。对人的信任感也会产生问题,特别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如果没有能够救回自己的亲人,会有强烈的内疚感,会觉得对不起对方,产生一种负罪感。还有的出现了抱怨,觉得组织、政府没有及时进行救援等负性认知。第三,还有一些情绪上的改变,表现为极度悲伤、恐惧、害怕、紧张等等。第四,还有一些行为上的反应,表现为不敢一个人呆着,要找亲人、信任的人在一起,还有的会产生惊慌失措,稍微一点点余震都会跑等这些行为。还有会回避,凡是看到有裂痕的房间、楼房都会躲开,这都是在地震之后短时间内,我们称为在急性应激期产生的急性反应,可以说95%的人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急性应激反应。

  记者:急性应激期一般持续会多长时间?

  祝卓宏:急性应激期,一般而言一周或者十天左右,之后慢慢地大部分人就平复了。其实,按照精神病学分析,一个月以内都是急性期。但是急性期又可以分出急救期,比如说在诊断急性应激障碍的时候,一般沿用持续一周或者十天左右的时间标准。如果急性应激反应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甚至出现精神病性的症状,比如说被害妄想或者是定向障碍,甚至是出现异常的行为,包括出现到处呼喊、脱衣服、幻觉、被害妄想等,我们称为严重的急性应激障碍。我们诊断急性应激障碍,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时间标准、一个是症状标准、一个是功能标准。对时间标准来说,一般都是,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可以在短时间内甚至是数分钟内出现病理改变,出现被害妄想等。当灾难等事件发生后,如果出现精神病症状或者有严重的反应,都是叫急性应激障碍,这与严重程度有关,但是一般都在一周之内就缓解了。这两个概念需要理解,一个是急性应激反应,95%的人遭受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后都会产生,但是一部分人会产生急性应激障碍,可以在短期内发生,但一般在一周内就能缓解,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如果超过一个月无法能够缓解,就可能成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大家需要知道急性应激反应(ASR)、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三个概念的不同标准,包括一周、一月的时间标准,还有严重程度。当时在灾区这三种情况都有。在刚开始时,我们一般主要考虑急性应激反应和急性应激障碍,一个月之后我们才考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记者:在汶川灾区发展为PTSD的患者比例多吗?

  祝卓宏:还是以权威的调查数据为依据比较好。因为大部分调查研究都是采用问卷式调查,问卷式调查实际上是无法诊断PTSD的,只能统计PTSD的症状发生率,这和发病率是不一样的,而只有经过医生面对面进行诊断,才能判断是否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从问卷式调查结果来说,发展为PTSD比例较多,我们叫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发生率,从国际上来说,PTSD发生率可以达到15%-20%。但是中国汶川地震之后,PTSD发生率似乎没有这么高。为什么中国的少?我个人觉得这个四川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四川的文化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文化,,一个是火锅文化,还有一个是麻将文化。这两个文化都有利于在灾后提供很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另外,中国政府救灾安置及时,到2008年8月25日,所有灾民就完全住进了板房,只有身安才能心安,只有被安置在帐篷里之后,才能心理安定下来。我们救灾还比较及时,基本上帐篷覆盖率很高。还有一点就是,这次汶川地震之后的心理援助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大量志愿者到灾区陪伴灾民,对灾民进行及时的抚慰、辅导和干预等,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任何灾难后都没有这么多支心理支援队伍。但是在这过程中,也产生过混乱,毕竟我们没有过大规模心理援助经验,也有一些心理干预队伍产生了副作用,以至于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干预”的说法,但是后期心理援助越来越有秩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汶川地震后,有很多心理援助团体投身灾区,都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祝卓宏:我记得当时在安置点有很多社会公益组织,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公益组织和我们心理援助点在一起,可以联合起来帮助安置点的孩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灾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们为绵竹体育场灾民安置点的800名孩子建立起了第一个“多背一公斤帐篷图书室”,并在这里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绘画和游戏,度过了一个难忘而特别的节日,这何尝不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心理援助呢?但是,来安置点做心理援助的团体和机构各自为政,鱼龙混杂,缺乏统一管理和组织,特别是对安置点的青少年,有的是多个团体反复进行“心理干预”。有的心理援助机构前来灾区的动机,就是为了自己录制影像资料,在镜头前“做秀”。还有一些心理援助团体是做心理问卷,这种情况下其实对灾区百姓是不利的。还有一些记者,在追求快速传播信息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揭开了灾区群众的心理创伤,一次又一次重复感受那种伤痛,其实也是不当的行为。其实,国内很多心理援助团体来灾区做心理援助更多是出于热情而缺乏专业训练。比如以高桥哲教授为队长的日本的心理援助团队就比较专业,他们到安置点很少主动打扰孩子,而是先观察,然和拿出玩具和孩子玩,在玩的过程中继续观察孩子。此外,日本的富永良喜教授在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给中国心理学会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三条很有意义的建议:“第一,不能保证持续援助灾民的心理援助者或团体,不可以和灾民直接接触。如果要接触,一定要和当地的援助者,包括心理援助人员和教师一起行动。第二,不能促进恐怖情绪的表现。比如说,让孩子绘画或写作文描绘地震时的情景,如果在缺乏安全感的空间(例如在灾害刚刚发生之后,以及周围没有持续援助的人的情况下),会导致二次心理创伤。第三,仅仅实施心理创伤的评估,也会给灾民造成二次心理创伤。因此,一定要是能持续援助的人,在对灾民实施创伤心理教育的同时,展开适当评估,并保证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援助。”这些建议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我们绵竹站后续的工作都是遵照这些建议开展的。

  记者:当时短期的以大学生为主的心理救援队伍,起到了什么作用?

  祝卓宏:短期的心理援助队伍,如果要是从现在来看,他们主要起到了社工的作用,主要是在帮助发放救灾物资、陪伴孩子、联结资源等工作上发挥了作用,但是从心理创伤治疗或心理咨询角度来讲,那么短的时间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心理援助过程中都很明确地强调,如果去做心理援助一定是持续的。至少我们现在在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启动的心理援助项目至少是一年时间。一年之内基本上可以把当地的心理援助专业力量培养起来,然后再看怎么持续。如果一个项目只有一两个月时间的话,一般不主张对心理创伤等开展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的心理援助。当时去灾区进行心理抚慰志愿者我估计得有几千人的数量。有人估计过至少四千人吧。为什么这样估计呢?我们心理所发动的“5·12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志愿者已近千人,因为当时是中国心理学会发起来的心理援助,好像有十支队伍下到灾区,每支队伍前后轮转的志愿者也会有几十人,这样算起来将近几百人。后来我们在灾区又建了七个工作站,七个工作站持续下来三到五年的时间也轮转了很多志愿者。我是在绵竹工作站,绵竹工作站前前后后的志愿者也有上百人。

  记者:你后来是怎样在绵竹长期工作,与地方机构的合作方式是什么?

  祝卓宏:我在绵竹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最早是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小分队和中科院成都分院合作,后来与四川省科技厅建立联系下去做的一些工作。2008年6月1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绵竹心理援助工作站成立后,绵竹工作站于2008年9月配合绵竹市教育局、教师培训中心开展了心理辅导教师的系列培训。之后,我们在加拿大中国紧急援助基金会、中国移动德阳分公司、绵竹市教育局、绵竹市教师培训中心和绵竹紫岩小学支持下,于2008年11月正式开通了第一条在灾区建立的心理援助热线。2009年7月,绵竹工作站又在绵竹市教育局支持下,在李连杰壹基金资助下成立了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

  记者:为什么要持续三年以上的心理援助?

  祝卓宏:这与整个灾区重建的过程有关。首先是救援阶段、然后是心理援助阶段、然后是重建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需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的。首先救援,从医疗救援来讲,就是一个星期左右。而心理援助阶段,需要持续很长,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研究员曾经提出“心理援助需要20年”。在这次心理援助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是帐篷撤了之后,开始住进板房,二是后来住进永久性房子,这是三种不同的安置形态,实际上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阶段。绵竹市是县级市,当时是本地没有心理专业队伍,地震前只有绵竹一中一名专职心理教师,所以地震后主要是由外来的队伍来进行援助。最开始是由卫生系统进行精神卫生方面进行救援,一般一周或十天之后,心理急救伍撤队之后,各种各样心理援助队伍进驻。但基本上在8月底都撤了,因为很多心理援助队伍都是高校的师生,高校开学后剩下的就是我们专业的队伍在当地做长期工作。而我们在当地做工作首先要培养当地的力量,培养当地的力量也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在当地做教师的培训前前后后将近三年左右的时间。等到当地力量起来了,当地教育系统、教师起来了,学校咨询室建立起来了,有了队伍和阵地,这就到了本地的心理重建阶段。这时候我们就逐渐撤退了,我们只需要给予督导、指导。因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阶段则更加漫长,虽然以本地的队伍为主,但是很漫长,就是持续20年都不为过。所以当时我们心理所喊的口号是:心理援助20年。大家看过《唐山大地震》那部电影,30年过去还有心理创伤。所以现在10年过去,汶川应该还有群众有心理创伤,只是现在还没有很好的统计数据。

  记者:汶川地震后PTSD症状发生率比较少,从文化角度你认为火锅文化和麻将文化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具体是怎样的?

  祝卓宏: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是指亲友之间在吃火锅或打麻将的过程中,互相交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文化不是一种治疗和干预,文化是一种浸润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文化也不是外来的传授,而是一种传统,这和当地的气候,生活模式有关,还有当地的年画、蜀绣等这些文化都有助于建立社会支持网络。麻将文化有一种推倒重来的精神,火锅文化实际上在吃火锅时带来一种感情的交流。

  记者:相对物质方面来说,心理救援的意义是什么?

  祝卓宏:在灾后,人们除了需要水、食物、住房、帐篷等最基本的生存物资之外,还需要提供心理救援。由于灾难会给当地人带来很多精神冲击和心理创伤,所以当时四川省科技厅提出安置安心工程,实际上就是在安置受灾群众的同时重视安心。这在心理学术语上叫稳定化,帮助他们建立稳定化的安全感、稳定的人际关系,重新建立对世界的安全的认知,重新回到稳定的生活轨道上。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友情链接
承办单位:北京市普惠公益民生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12号D座  邮编:100036  邮箱:cmsa@cmsa.org.cn
京ICP备202103787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095   版权所有Copyright 民生智库
学术文章
祝卓宏:汶川地震后的心理重建还很漫长
发布时间:2023-03-07

文章来源:中国网

  汶川地震已过去十年,但对亲历者来说,这是一生难以抹去的记忆。当大地震令高楼倒塌,撕碎眼前的生活,伤残遍野,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人经历灾难后都会产生创伤后应激反应,严重的急性应激反应可能会严重影响社会功能而被称为急性应激障碍。

  2008年5月15日,祝卓宏作为中科院第一批心理援助专家进入灾区,他看到很多学生和居民处于急性应激状态,担心、害怕余震,只敢睡在草地的帐篷里,有轻微余震都会惊慌或惊醒。人们在焦虑和紧张中很容易对负面信息过分关注或过敏化反应,因此,在地震早期出现了很多谣言。

  最令祝卓宏印象深刻的是一对失去了女儿的父母。当他赶到时,遇难女孩的遗物被偷,对母亲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从此这位母亲处于“亚木僵”状态,躺在帐篷里的床上不吃、不喝、不动,在心理危机干预下,她宣泄了压抑的悲愤情绪,才渐有好转。

  “这个个案其实很有代表性,灾后出现很多急性应激障碍患者,有些人能在一两周后自然恢复,有的人就走不出来,需要心理干预。”祝卓宏说,在既往研究中,处于急性应激障碍状态的人,可能会出现极度悲哀、痛哭流涕、情绪激越、愤怒或恐惧,往往伴有身心紧张、心慌、出汗、发抖等症状、甚至还会出现异常的意识状态及异常行为,比如呼吸急促,甚至短暂的意识丧失,或出现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或者胡言乱语、不停呼喊、撕脱衣服、出现幻觉等。如果创伤后应激反应长期得不到缓解,一个月后将有可能出现影响深远的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踏入灾区后,祝卓宏在四川绵竹工作了三年时间,并参与建立了当地的心理健康援助体系。他提出,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过程,需要三年以上持续的科学心理援助,帮助当地人重新获得安全感、建立稳定的情感和人际关系,逐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

  “2008年是也是心理援助的元年。”汶川地震发生十周年之际,祝卓宏就灾后心理健康救援等问题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在他看来,汶川地震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心理援助活动,他希望未来国家建立灾难后心理援助体系,“就像地震救援一样,有一些量化的指标,根据地震级别不同进行不同的响应”。

  记者: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群众心理上受到的打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祝卓宏:从专业角度来讲,这叫急性应激状态。当重大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一种急性应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就会出现急性应激反应。而急性应激反应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第一,表现在生理上,会出现失眠、多梦,或者会不断重复当时目睹灾害发生情景的记忆。白天的时候会不断闪回、还会出现心慌、出汗、四肢发抖以及没有食欲,或者胃肠道的问题,包括胃肠道不适感,还有的会出现四肢紧张或者是头痛等等这些反应。第二,在认知层面上,对世界的看法会发生改变。比如原来觉得世界是安全的,后来觉得哪里都不安全。原来可能会有某种宗教信仰,地震后由于家人逝去、财产受损,导致信仰坍塌。对人的信任感也会产生问题,特别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如果没有能够救回自己的亲人,会有强烈的内疚感,会觉得对不起对方,产生一种负罪感。还有的出现了抱怨,觉得组织、政府没有及时进行救援等负性认知。第三,还有一些情绪上的改变,表现为极度悲伤、恐惧、害怕、紧张等等。第四,还有一些行为上的反应,表现为不敢一个人呆着,要找亲人、信任的人在一起,还有的会产生惊慌失措,稍微一点点余震都会跑等这些行为。还有会回避,凡是看到有裂痕的房间、楼房都会躲开,这都是在地震之后短时间内,我们称为在急性应激期产生的急性反应,可以说95%的人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急性应激反应。

  记者:急性应激期一般持续会多长时间?

  祝卓宏:急性应激期,一般而言一周或者十天左右,之后慢慢地大部分人就平复了。其实,按照精神病学分析,一个月以内都是急性期。但是急性期又可以分出急救期,比如说在诊断急性应激障碍的时候,一般沿用持续一周或者十天左右的时间标准。如果急性应激反应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甚至出现精神病性的症状,比如说被害妄想或者是定向障碍,甚至是出现异常的行为,包括出现到处呼喊、脱衣服、幻觉、被害妄想等,我们称为严重的急性应激障碍。我们诊断急性应激障碍,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时间标准、一个是症状标准、一个是功能标准。对时间标准来说,一般都是,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可以在短时间内甚至是数分钟内出现病理改变,出现被害妄想等。当灾难等事件发生后,如果出现精神病症状或者有严重的反应,都是叫急性应激障碍,这与严重程度有关,但是一般都在一周之内就缓解了。这两个概念需要理解,一个是急性应激反应,95%的人遭受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后都会产生,但是一部分人会产生急性应激障碍,可以在短期内发生,但一般在一周内就能缓解,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如果超过一个月无法能够缓解,就可能成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大家需要知道急性应激反应(ASR)、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三个概念的不同标准,包括一周、一月的时间标准,还有严重程度。当时在灾区这三种情况都有。在刚开始时,我们一般主要考虑急性应激反应和急性应激障碍,一个月之后我们才考虑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记者:在汶川灾区发展为PTSD的患者比例多吗?

  祝卓宏:还是以权威的调查数据为依据比较好。因为大部分调查研究都是采用问卷式调查,问卷式调查实际上是无法诊断PTSD的,只能统计PTSD的症状发生率,这和发病率是不一样的,而只有经过医生面对面进行诊断,才能判断是否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从问卷式调查结果来说,发展为PTSD比例较多,我们叫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发生率,从国际上来说,PTSD发生率可以达到15%-20%。但是中国汶川地震之后,PTSD发生率似乎没有这么高。为什么中国的少?我个人觉得这个四川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四川的文化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文化,,一个是火锅文化,还有一个是麻将文化。这两个文化都有利于在灾后提供很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另外,中国政府救灾安置及时,到2008年8月25日,所有灾民就完全住进了板房,只有身安才能心安,只有被安置在帐篷里之后,才能心理安定下来。我们救灾还比较及时,基本上帐篷覆盖率很高。还有一点就是,这次汶川地震之后的心理援助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大量志愿者到灾区陪伴灾民,对灾民进行及时的抚慰、辅导和干预等,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任何灾难后都没有这么多支心理支援队伍。但是在这过程中,也产生过混乱,毕竟我们没有过大规模心理援助经验,也有一些心理干预队伍产生了副作用,以至于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干预”的说法,但是后期心理援助越来越有秩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汶川地震后,有很多心理援助团体投身灾区,都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祝卓宏:我记得当时在安置点有很多社会公益组织,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公益组织和我们心理援助点在一起,可以联合起来帮助安置点的孩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灾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们为绵竹体育场灾民安置点的800名孩子建立起了第一个“多背一公斤帐篷图书室”,并在这里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绘画和游戏,度过了一个难忘而特别的节日,这何尝不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心理援助呢?但是,来安置点做心理援助的团体和机构各自为政,鱼龙混杂,缺乏统一管理和组织,特别是对安置点的青少年,有的是多个团体反复进行“心理干预”。有的心理援助机构前来灾区的动机,就是为了自己录制影像资料,在镜头前“做秀”。还有一些心理援助团体是做心理问卷,这种情况下其实对灾区百姓是不利的。还有一些记者,在追求快速传播信息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揭开了灾区群众的心理创伤,一次又一次重复感受那种伤痛,其实也是不当的行为。其实,国内很多心理援助团体来灾区做心理援助更多是出于热情而缺乏专业训练。比如以高桥哲教授为队长的日本的心理援助团队就比较专业,他们到安置点很少主动打扰孩子,而是先观察,然和拿出玩具和孩子玩,在玩的过程中继续观察孩子。此外,日本的富永良喜教授在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给中国心理学会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三条很有意义的建议:“第一,不能保证持续援助灾民的心理援助者或团体,不可以和灾民直接接触。如果要接触,一定要和当地的援助者,包括心理援助人员和教师一起行动。第二,不能促进恐怖情绪的表现。比如说,让孩子绘画或写作文描绘地震时的情景,如果在缺乏安全感的空间(例如在灾害刚刚发生之后,以及周围没有持续援助的人的情况下),会导致二次心理创伤。第三,仅仅实施心理创伤的评估,也会给灾民造成二次心理创伤。因此,一定要是能持续援助的人,在对灾民实施创伤心理教育的同时,展开适当评估,并保证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援助。”这些建议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我们绵竹站后续的工作都是遵照这些建议开展的。

  记者:当时短期的以大学生为主的心理救援队伍,起到了什么作用?

  祝卓宏:短期的心理援助队伍,如果要是从现在来看,他们主要起到了社工的作用,主要是在帮助发放救灾物资、陪伴孩子、联结资源等工作上发挥了作用,但是从心理创伤治疗或心理咨询角度来讲,那么短的时间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心理援助过程中都很明确地强调,如果去做心理援助一定是持续的。至少我们现在在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启动的心理援助项目至少是一年时间。一年之内基本上可以把当地的心理援助专业力量培养起来,然后再看怎么持续。如果一个项目只有一两个月时间的话,一般不主张对心理创伤等开展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的心理援助。当时去灾区进行心理抚慰志愿者我估计得有几千人的数量。有人估计过至少四千人吧。为什么这样估计呢?我们心理所发动的“5·12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志愿者已近千人,因为当时是中国心理学会发起来的心理援助,好像有十支队伍下到灾区,每支队伍前后轮转的志愿者也会有几十人,这样算起来将近几百人。后来我们在灾区又建了七个工作站,七个工作站持续下来三到五年的时间也轮转了很多志愿者。我是在绵竹工作站,绵竹工作站前前后后的志愿者也有上百人。

  记者:你后来是怎样在绵竹长期工作,与地方机构的合作方式是什么?

  祝卓宏:我在绵竹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最早是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小分队和中科院成都分院合作,后来与四川省科技厅建立联系下去做的一些工作。2008年6月1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绵竹心理援助工作站成立后,绵竹工作站于2008年9月配合绵竹市教育局、教师培训中心开展了心理辅导教师的系列培训。之后,我们在加拿大中国紧急援助基金会、中国移动德阳分公司、绵竹市教育局、绵竹市教师培训中心和绵竹紫岩小学支持下,于2008年11月正式开通了第一条在灾区建立的心理援助热线。2009年7月,绵竹工作站又在绵竹市教育局支持下,在李连杰壹基金资助下成立了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

  记者:为什么要持续三年以上的心理援助?

  祝卓宏:这与整个灾区重建的过程有关。首先是救援阶段、然后是心理援助阶段、然后是重建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需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的。首先救援,从医疗救援来讲,就是一个星期左右。而心理援助阶段,需要持续很长,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研究员曾经提出“心理援助需要20年”。在这次心理援助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是帐篷撤了之后,开始住进板房,二是后来住进永久性房子,这是三种不同的安置形态,实际上也对应着三种不同的阶段。绵竹市是县级市,当时是本地没有心理专业队伍,地震前只有绵竹一中一名专职心理教师,所以地震后主要是由外来的队伍来进行援助。最开始是由卫生系统进行精神卫生方面进行救援,一般一周或十天之后,心理急救伍撤队之后,各种各样心理援助队伍进驻。但基本上在8月底都撤了,因为很多心理援助队伍都是高校的师生,高校开学后剩下的就是我们专业的队伍在当地做长期工作。而我们在当地做工作首先要培养当地的力量,培养当地的力量也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在当地做教师的培训前前后后将近三年左右的时间。等到当地力量起来了,当地教育系统、教师起来了,学校咨询室建立起来了,有了队伍和阵地,这就到了本地的心理重建阶段。这时候我们就逐渐撤退了,我们只需要给予督导、指导。因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阶段则更加漫长,虽然以本地的队伍为主,但是很漫长,就是持续20年都不为过。所以当时我们心理所喊的口号是:心理援助20年。大家看过《唐山大地震》那部电影,30年过去还有心理创伤。所以现在10年过去,汶川应该还有群众有心理创伤,只是现在还没有很好的统计数据。

  记者:汶川地震后PTSD症状发生率比较少,从文化角度你认为火锅文化和麻将文化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具体是怎样的?

  祝卓宏: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是指亲友之间在吃火锅或打麻将的过程中,互相交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文化不是一种治疗和干预,文化是一种浸润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文化也不是外来的传授,而是一种传统,这和当地的气候,生活模式有关,还有当地的年画、蜀绣等这些文化都有助于建立社会支持网络。麻将文化有一种推倒重来的精神,火锅文化实际上在吃火锅时带来一种感情的交流。

  记者:相对物质方面来说,心理救援的意义是什么?

  祝卓宏:在灾后,人们除了需要水、食物、住房、帐篷等最基本的生存物资之外,还需要提供心理救援。由于灾难会给当地人带来很多精神冲击和心理创伤,所以当时四川省科技厅提出安置安心工程,实际上就是在安置受灾群众的同时重视安心。这在心理学术语上叫稳定化,帮助他们建立稳定化的安全感、稳定的人际关系,重新建立对世界的安全的认知,重新回到稳定的生活轨道上。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

友情链接
承办单位:北京市普惠公益民生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12号D座
邮编:100036 邮箱:cmsa@cmsa.org.cn
京ICP备202103787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095
版权所有Copyright 民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