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7日至13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带领“农村金融与小城镇建设”专题组到山东临沂市和东营市调研，经济委员会委员许善达、刘克崮、李育才、蔡继明等参加。当时我任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处处长，有机会第一次陪同厉以宁外出调研，对他调研的细致入微、态度的精益求精、观点的精辟入里印象深刻。

　　2011年7月10日，厉以宁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就“农村金融与小城镇建设”问题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姚店子镇调研。

　　“农村金融与小城镇建设”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2011年的重点调研课题。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农村金融就一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农村金融薄弱不仅是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也为小城镇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虽然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在加大对“三农”领域的支持，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中小金融机构也加入了对“三农”领域的投入，但与当时“三农”领域所需要的资金量相比有很大差距，农村金融的“缺血”状况仍没有得到有效改观。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建设资金短缺、财政投入不足等问题，也迫切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探索农村金融服务对接小城镇建设，为小城镇建设拓宽资金来源，也有利于农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厉以宁多次呼吁要探索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制度安排，并带队到山东进行了调研。

　　历史故事中的经济学智慧

　　厉以宁很善于讲故事。在北大的课堂上，他经常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将深刻的经济学原理讲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常让我这个历史专业出身的学生很是钦佩和汗颜。

　　在赴山东调研的路上，厉以宁也讲了很多故事，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关于孔子的故事。他说，山东在商周早期文化还不发达，但孔子出现以后，山东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就开始凸显，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重要影响。但在历史的传承中，孔子的一些言论和思想也被人有意无意地曲解和误读了不少。比如，现在我们号召人多做好事，要不留姓名，或不要任何回报。但孔子就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路在河边上行走，看到有行人不小心掉进河里去了，就跳下水把这个人救了起来，行人的家属非常感激他，送了他一头牛作为酬谢。在春秋的时候一头牛是很贵的，子路很高兴地把这头牛牵回了家。路上的人见到了就纷纷议论说，子路下水救人很不错，可是心也比较贪，人家给了礼品他就牵回家了，这样做是不对的。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专门表扬了子路，说他应该要，如果他不要，传出去以后谁还救人？只要子路愿意拿这个奖金，他当然就可以拿回去，这样社会上才会有更多愿意乐于助人的人。

　　与此相对，厉以宁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一个规定，凡是鲁国人在外看到有本国人被贩卖为奴隶的，就可以垫钱先把他赎买出来，之后回国再去报账。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贡到晋国做生意，在晋国大街上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拍卖奴隶，其中有一个奴隶是鲁国人，子贡就把这个奴隶赎买了出来，但是回国后却没有去政府报账。于是整个鲁国人都说，你看子贡自己垫钱赎买奴隶，又不去报账，自己承担了费用，人品多高尚啊！孔子知道这件事情后，对子贡说，你错了，你不该这么做。子贡很奇怪，说做好事怎么就错了呢？孔子说，你的做法会使成为奴隶的鲁国人以后很难再被解救出来，因为你买奴隶不报账，是人品高尚，但此后有别的国人再见到贩卖鲁国奴隶就会溜掉。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买了不报账是品德高尚，如果别人买了再去报账就会被人评论说是人品不好。果然，从子贡以后，就很少有人去政府报账，随之解救的鲁国奴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

　　厉以宁说，做好事也有它的规矩，要考虑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子路和子贡的故事告诉我们，看事情要从谁是最大受益者的角度出发，从它的后续影响和效果出发。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被救的行人和被赎买回的奴隶，以及那些潜在的可能落水的行人和被贩卖的奴隶。子路的做法是可以学习的，因为他主动下水把快要淹死的行人救了起来，行人家属给他的酬谢他收了，传出去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学他下水救人，许多落水者就会因此而得救。但子贡的做法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是不妥的，因为他的做法常人学不了，即使他不是沽名钓誉，他的这种做法也给常人树立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标杆，因为别人没有他有钱。把故事里暗含的这些道理搞清楚了，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就可以带入新的解释，经济学的思路就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打开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为构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鼓与呼

　　8日上午和11日上午，在山东省临沂市和东营市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有关党政主要负责人分别向调研组汇报了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及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等情况。此后，调研组又分别在齐商村镇银行、姚庄子镇召开了2场现场座谈会，直接与村镇银行员工和村民对话，了解他们借贷的真实情况和对小城镇建设的所思所盼。走街入户，实地考察了大王镇等小城镇建设示范区的现状及问题，并对月亮湾社区、聚福源资金互助社等11家单位进行了深入调研和走访。

　　在座谈和考察中，调研组发现一些地方在实践层面试图将农村的“三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林地使用权)用于贷款抵押，但在有关法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实际上处于违法操作的尴尬境地，一些银行在接受“三权”抵押发放贷款后也存在违约后抵押资产难以变现的风险。同时，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数量少，实力弱，服务能力不足。比如，截至2011年5月底，山东省村镇银行存款余额仅为33.03亿元，贷款余额为29.69亿元。以小额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政策已难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求。

　　厉以宁注意到，按照当时的农村金融政策，3万元及以下范围有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项目，50万元以上范围有工商企业担保贷款项目，但却缺乏3－50万元的信贷支持。而作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中坚力量的农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加工企业最需要的却恰恰是3－50万元的贷款。而且，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偏离服务“三农”的倾向，一些农村信用社转身为农村商业银行，与城里的商业银行区别较小，离农脱农倾向加大；一些村镇银行重点以所在县域的优质企业客户为信贷投放对象，对农户和小城镇的企业支持不足；农村金融互助社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组织结构、运行方式欠规范，也缺少监督指导，这些情况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剧了小城镇建设融资渠道不畅的局面。

　　7月9日下午在临沂市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厉以宁强烈呼吁要加快构建农村金融体系，因为现有城市金融体系由于成本收益等原因难以覆盖到县以下区域，因此必须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一是深入研究修改相关法律，改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无法抵押的现状，盘活农民的土地资产，使借贷双方有法可依。二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等配套改革，助推农村金融发展，在全国范围对耕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农房所有权进行确权颁证，鼓励合理流转，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实现“带资进城”。三是在县和较大的乡镇建立“信用担保中心”和“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民可通过该中心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由担保中心负责调查农民实有资产、信用状况并催还欠款。四是制定农村金融发展整体规划，确定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的地位、界定它们的主要服务范围。五是理顺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建立差别化监管体系，逐步放宽国有银行对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对经营情况好、内控水平高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放宽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的比例，增强其放贷能力。

　　此后，在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记者的采访和当年的政协常委会、翌年的政协大会小组讨论上，厉以宁代表调研组多次就加快构建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少、金融服务需求外流等问题发表了观点和看法。

　　农村新社区与“就地城镇化”

　　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对农村人口转移、统筹城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随着大中型城市在经济、社会与城镇化进程中角色与地位的不断强化，要素资源向大中城市集聚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小城镇建设在实践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后继乏力的情况，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小城镇人去楼空、产业不济的现象。小城镇建设中出现的这种萎缩现象，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厉以宁长期关注小城镇建设问题。在这次调研中，他对临沂和东营市的小城镇建设情况做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对一些小城镇住户反映的“好是好，就是天天爬楼，也没电梯，年纪大了腿走不动”等情况，以及“不能养鸡、不能养猪，待在家里没事情干，家里小孩天天要吃鸡蛋，过去鸡窝里随便拿，现在都要掏钱买”的诉说，还有“过去住在村里，邻居相互串门很容易，现在一家一户，周围的人都不认识”的困惑，厉以宁认为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小城镇建设不仅是个单纯的盖楼问题，还有就业问题、融入城市生活问题，必须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实现公共服务到位和社会保障一体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小城镇建设就基础不牢，形如建在沙滩上。

　　在姚庄子镇考察完小城镇建设示范区后，厉以宁在同村民和村镇干部座谈时说，新型城镇化建设应由老城区加新城区加农村新社区三部分组成，将农村新社区发展成为新的小城镇，更易促进人们融入城镇社会，也更符合中国国情和便于操作。费孝通先生作为我国乡村建设的前辈，当年考察江苏省江都县宜陵镇时提出了小城镇建设的概念，是很有远见和贡献的。现在的农村新社区建设是在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突破，即在现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完善，逐步实现园林化、循环经济化和公共服务到位，最后社会保障也达到城乡区域一致，这样的农村新社区就可以成为小城镇了，这就是“就地城镇化”。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融入城镇社会的难易程度来看，“就地城镇化”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具实用价值。厉以宁说，中国地少人多，假定我们的城镇化率要达到80%，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达到15亿峰值的时候，那就有12亿人住在城里，城市会拥挤成什么样子，有那么多城市用地和淡水吗？所以中国要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农村新社区”的模式，新社区就是中国在城镇化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贡献，就是要实现“就地城镇化”，远距离的城镇化成本太高，不符合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

　　7月11日上午在东营市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厉以宁就“县域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了主题发言。他说，发展农村金融，有助于解决小城镇建设的资金问题，而要解决好小城镇建设的就业和主打产业问题，则离不开县域经济的发展。一是地方经济的基础是县域经济，只有充分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县域金融的重要性，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担保公司等形式，才能切实发挥好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小城镇建设也才能够有所依托。二是县域经济必须要有产业支撑，不要贪大贪全，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制定小城镇建设的科学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市场，认清宏观形势，打好微观基础，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三是发展县域经济要注重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要大力发展地方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有一技之长的技工队伍，小城镇也要为引进和自己培养的人才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四是要紧紧抓住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周边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引导县域内企业及早进行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改善管理、改进营销。五是要积极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城镇就业机会，确保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参照国外城市的一些经验，用公共投资基金的办法，或者引入一些民间资本，解决好县域公共建设资金筹集问题，确保小城镇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小切口撬动大问题

　　山东调研结束后，结合调研组在其他省份了解到的情况，厉以宁带领调研组起草并报送了《关于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调研报告，针对农村融资难、小城镇发展乏力等情况，提出了制定农村金融发展整体规划、创新小城镇建设融资模式、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理顺农村金融监管体制等七项建议，得到了时任国务院领导、全国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重要批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就调研报告中提出的相关建议，组织力量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调研报告中所提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对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小城镇发展的助力作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还专门出台了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有关文件，对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小城镇建设融资模式、实事求是和循序渐进地推进小城镇建设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2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厉以宁就农村金融与小城镇建设问题接受记者采访

　　2012年1月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就农村金融问题指出，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得还不够紧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不够及时有力。要积极稳妥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基本形成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

　　同年3月12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厉以宁总结了自己2003年就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以来倾力参与的四件事情：一是促推“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二是对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呼吁与建言；三是对农村金融与小城镇建设的调研与建议；四是对扶贫问题的长期关注与探索。在那年政协大会的小组讨论会议上，厉以宁鲜明地提出：“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无论是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改革或股份制，都是发现和调动民间积极性，实行自下而上式的改革。但现在的改革已与30多年前有所不同，需要改革决策者具备战略眼光，不能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将整个战略布局做得更好。虽然当下不排除小范围摸着石头过河，但主要靠顶层设计，这就是我对当前改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