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的发展，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继续推进一切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改革。这是一场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是要把错安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当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是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应当承认，我们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还很不到位，这里既有认识的问题，也有利益层面的问题，对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市场经济的魅力无与伦比

　　市场经济的魅力无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较早发展的市场经济无疑是经济强国。然而在17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11％，630年才增长一倍。

　　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当人类的历史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那些率先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20-1990年这170年间，英国人均收入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

　　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深刻地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思格斯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他们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而且表现在生产力的质的飞跃上，作为这一判断的基本证明就是三次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760-1840年，由英国领导，几十年后，美国、法国以及后来组成德国的地区也紧随其后。这次工业革命的划时代的代表性产品是蒸汽机以及工厂生产的棉纺织品、铁器以及陶瓷等。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40-1950年，领导这次工业革命的有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通信和交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电报和铁路，接着又出现了电话、汽车、卡车、飞机等工具，生产越来越多的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动力，公司制度得到广泛发展。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还出现了第一批商学院。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大批耐用消费品，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以及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日常消费品的主流。在这个时期的末尾还出现了抗生素。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50年至今，由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导。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经济或知识性工作的兴起。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服务业中的从业人员超过了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总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在数量上迅猛上升。这些变化使得经理人员以及服务于商业部门的其他专业人士，如会计、工程师、律师和顾问等人数迅速增长。第三次工业革命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将成为未来竞争的佼佼者。

　　以这三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和演进向我们说明：在市场经济特有机制的推动下，这种发展具有加速的趋势，是没有尽头的，且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以致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创新是市场经济这一永动机的产品。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魅力。中国真正的经济发展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漫长的自然经济的历史只不过是偶然的风调雨顺和经常发生的饥荒不断交替的历史。而计划经济又因其本身的低效在全世界被淘汰。理论的分析和已有的历史证明，人类迄今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体制更好的经济体制

　　危机只会使市场经济更加成熟，而不应因此怀疑市场经济

　　尽管市场经济有着无穷魅力，在全世界都被证明是成功的，然而由2008年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还是给人们提供了怀疑市场经济的契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有着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虽然接受了市场经济，但一遇到所谓的问题，政府都会对市场进行干预。每一次所谓的成功都使政府增强了“自信”，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干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也借尸还魂。计划经济的种种做法时常会有所闪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背景就是原来的计划经济委员会，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调控经济。

　　人们习惯于抽象地谈论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其实，危机、竞争、兼并重组和破产本身就是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过程。去掉危机、竞争、兼并重组和破产，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了一个空壳。必须明白，通常是经济快速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暴露了经济体制方面的漏洞，危机不过是必要的调整和修理，对于危机的认识，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彻底地重新认识。进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本身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在博弈中不断完善和成熟，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在计划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家搞市场经济，最关键的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世界上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历史上基本上都是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社会”的地区。这些国家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由于历史的和认识方面的原因，通常难以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到我国而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为此，第一，我们不能把正在建设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天不足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把由于市场经济不健全而产生的问题归结于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为借口干顶市场经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正在建设的，有的地方是割裂的、零碎的，甚至存在着“四不像”的问题，这种“四不像”当然发挥不了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应有功能。

　　第二，我们不应过分强调特殊性。在我国这样有着集权历史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由于“路径依赖”或者“遗传”，人们根本不用担心其特殊性，过分强调特殊性会搞成“四不像”。这种“四不像”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1)过分强调和保护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使民营企业不能和国有企业平等竞争。(2)过多或过于频繁地干预市场，并由此诱发人们的短期行为和经济波动。(3)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直接上项目，血拼GDP，甚至和污染企业站在一起，忽略了其本身应当承担的社会公共目标的职能。(4)在强调特殊性的情况下，政府通常有更大的权力，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当把政府掌握的资源和市场经济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更容易产生腐败。基于历史的原因，我们首先应当考虑市场经济的共同性，努力寻求特殊性和共同性的最佳契合点。

　　第三，我们不应当怀疑经典的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应当积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这一方面积累的经验。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最基本的功能定位是政府提供社会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企业又不愿意干的、政府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产品，而资源配置则是市场的天职。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的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别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成参议员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的、荒唐的、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斯密具体论述了政府的职能，即：(1)公共安全。斯密说：“君主的义务，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的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2)法律秩序和社会公正。斯密说：“君主的第二个义务，为保护人们，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3)其他公共产品。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斯密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公共产品。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代经济学进行了继往开来的研究，在大致框架的划分上，基本上没有超越亚当·斯密的论述。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也基本上遵守了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我们看不到政府频繁地用行政手段干预，看不到地方政府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看不到唯GDP马首是瞻。正因为政府扮演了它应当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体制才是高效的。

　　萨缪尔森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只有在很长时间之后、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甚至在那时也不会——某一次扩大政府权力是好的行动，还是坏的行动。在政治上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动机铺成的。这是值得我们水远铭记的告诫。

　　第四，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的发展，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继续推进一切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改革。这是一场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是要把错安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作为一个类比，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计划经济”痕迹依然很浓，甚至有不少封建社会残留的东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对这些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东西进行彻底的改革。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