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祁凡骅指出，干部轮训国学，本身会有一定作用，但不适宜将作用放大。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几千年，会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历史中学习，是可行也可取的形式之一，尤其是国学中涉及个人学养和修为有关的内容，与现代要求是共通的，如果能够借助国学加以弘扬，值得肯定。

　　但是，国学自身也有局限性。祁凡骅表示，尤其是传统政治领域过于注重权术，比如《资治通鉴》等一些历史著述，大多是关于权力斗争的记录，而这也正是中国人应该走出的一个误区，权力斗争过多，必然相应带来内耗，“内耗带来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大于国学可以带来的正面作用。由于从竞争的角度看，人们往往更重权术，而非个人修为。”

　　在祁凡骅看来，权术是政治竞争过程中的微观策略之一，不属于大智慧，假如把微观策略当成智慧，肯定会影响政治健康发展，而现实中权术作为传统中的负面因素，是一直存在的。

　　“中国政治文化要变革，就要改变权术观念，不能关注权术多，关注发展少。权术更多关注现有资源的分配，注重控制，忽视发展，这是传统的典型特色，也是与现代国家治理较为冲突的地方。所以，轮训国学，应该将道德修为与权术治理严格区分开。”祁凡骅说。

　　所以，祁凡骅建议，轮训过程中，不宜沉迷于介绍权术和权力斗争方面的内容，可以提倡个人修为方面的内容，文化内容多一些，政治层面少一些，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应该区分。

　　传统治理术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把古代盛世的东西拿过来治理现代社会，那是不成的，很可能造成政治波动，权术盛行。”祁凡骅说，现在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不是治理传统化，这是很重要的。当然，现代化并不是一定排斥传统，对现代有借鉴意义的可以吸取，但传统无法代替现代，现代化治理肯定是以这个时代的东西为主，其他都是辅助，“回到传统”的说法是不严谨的，历史无法退回去。

　　祁凡骅一再提醒，没必要放大国学轮训的意义，靠古代统治艺术，靠背古诗古文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演讲的时候可以琅琅上口，但几乎不能带来什么治理思想。

　　祁凡骅分析，虽然先前培训也可以选学国学，但将国学在干部培训中的作用拔如此高，也属于首次，“大概是在尝试不同方法对党员干部行为进行规范和教化，也说明原来的方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如果原来很有效，这样的做法动力可能就不足了。”

　　据祁凡骅了解，由于业务繁忙或对读书意义体会不深，官员知识来源有限，喜欢读书的人相对属于少数，借助不同于传统教育的国学轮训，也可能使领导干部感觉形式比较新鲜，核心还是尝试不同教育方法。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原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