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于8月23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未来银行之路：固本与攻坚”。

　　在“银行资管转型与发展”圆桌讨论环节，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表示，从2016年底开始，市场的利率一路上行，今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总的来说理财产品的成本还是一路上涨，接近资产的收益率。因此从理财的盈利和管理人的盈利来看，和往年相比下降幅度比较大。

　　主持人徐巧：2018年是去杠杆年，也是强监管年，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的相继出台，让大资管行业和银行理财告别了急剧膨胀，重回理性。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的感受谈一谈，这样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给各家银行的业务都带来哪些银行？2018年现在也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各位预计银行的整体管理、规模、产品形式会有哪些变化呢？

　　罗金辉：我简单地说一下我们的情况，资管新规4月27日正式发布，要求老产品规模不能增长，规模只能在新的产品种类下增长。新产品是要求回归资管本源、由客户承担投资风险的净值型产品，在投资方面还有一系列的要求。

　　从目前情况来看，新产品的发行不是太理想，非常少；作为老产品，新规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在2020年底要压缩为零。所以说按照监管要求，我们一直在逐步压缩，到目前为止比4月27日的规模是有一些下降的。

　　从盈利方面来看，规模不能增长，此外，从2016年底开始，市场的利率一路上行，今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总的来说理财产品的成本还是一路上涨，接近资产的收益率。因此从理财的盈利来看，从管理人的盈利来看，和往年相比下降幅度比较大。

　　罗金辉：前面已经讲得比较全，我就存量非标的处理情况说一下我的感受。我的理解，自然到期仍然是各家银行目前对待非标处理的主要方法；第二种就是发行新产品来对接，就是发行一对一的、类信托的产品，这种方式刚开始时，我们的热情也比较高，但是实际发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一个项目两三个亿、五个亿以内还可以，如果项目更大一些，比如说二十个亿、三十个亿，那么发行是非常困难的。这可能和原来的客户基础和客户经理的销售习惯有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这条路走得并不是太顺。

　　第三个就是回表，新规里面也提到这个方式，监管层也是鼓励的。但是回表牵涉到很多客观的问题，比如说银行资本的占用，回表对MPA里面的各项指标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原因。另外，从主观方面看，目前银行回表的动力也不足。银行原来为什么要通过理财来投这些项目呢？正是因为这些资产可能不满足表内的条件，银行的表内有很严格的规定，有些规定是多年前制定的，且不说它合理或不合理，既然有规定，所以没办法在表内做。还有，银行可能是因为表内额度紧张才在表外做的，现在又让它回表内，可能是有难度的。总之，客观原因也好、主观原因也好，各个银行、各个部门动力都不是太足。所以从执行效果来看，各家银行也都谈这个问题，但是回表的效果不是太好，好像还没太起步。

　　其实监管层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不回呢？据了解，他们也在想办法制定一些规则，在考核的指标上，比如说有些奖励性的措施，激励银行做一部分的回表，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流转，即卖给其他机构投资人。流转是一条新的路，对新的非标可能更容易一些，对存量非标如果达不到新规的要求可能也要用这种方式。但流转要看大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就是当前的资金价格。大家知道，如果从企业的融资成本来考虑，最便宜的就是银行的资金，与信托、私募、券商资管计划，P2P等渠道相比，最便宜的资金就是银行。银行资产资产对应的客户融资成本就不会太高，这是由银行对风险偏好决定的。你这个资产的收益率不是太高，转让给第三方的难度就大，除非是大环境变了，资金价格下跌了，否则我估计其他机构接收的意愿不是太足，经济上不划算。

　　徐巧：我听了五位老总的发言，感觉大家心态还是比较好的，非标之前市场上对它的定义有一点偏差或者妖魔化，如果把它理解为项目类产品是不是会更好？包括刚才各位老总也在琢磨，以后怎么更正确、更合规地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一棒子把它给打死。刚才我们聊的这个问题是化解存量业务，那展望未来，银行理财面临更多的是转型和发展的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领导也有所思考。

　　其实我觉得银行理财转型的时候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最直接的应该是体现在产品端，因为现在按照新规，我们是从一个预期型产品转向净值型产品，那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才能稳住那些老客户？怎么才能把我们的产品线丰富起来？虽然现在按照新规，是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从5万降到了1万，好像是利于扩大客群；但是在向净值型转型的过程中，会不会流失一些老客户？大家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

　　罗金辉：我想说两点，一个就是刚才顾总也讲到过，银行理财接近30万亿，把非保本去掉，非保本22万亿左右。而公募基金搞了很长时间，大概现在也就是10万亿左右。公募基金已经非常市场化，也培育了专业的团队，在这个方面银行还有要很多要学习的地方。那即便我们做到那样，如果未来的几年严格按照这个新规执行，如果我们的产品跟公募基金一样，那么银行理财的规模大幅度下降，下降一半，甚至超过一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奇怪。虽然到现在为止银行理财的规模还算稳定，但这主要是由老产品来稳定的，可是大家别忘了，到2020年这些产品要压缩为零，取而代之的必须是完全由客户承担风险的净值型产品。所以，除非新规做出一定的调整，总规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大幅下降，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在资管新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我个人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求银行压缩老产品，但同时银行要发新产品，这样可以通过新产品来稳住总规模。但新产品发行比预想的要难。这里我只讲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过渡期里面新产品和老产品同时并存。老产品是有预期收益率的，目前收益率还比较高，新产品是没有预期收益的净值型产品，客户承担风险。当这两种产品在市场上并列发行的时候，如果老产品的价格不大幅度地下降，那么新产品的发行是会非常困难的。比如你是一个投资者，银行告诉你三个月期限的产品，收益可以到4.8%；另外还有一个新产品，这个产品可能是4.5%-5.2%，具体多少不知道（实际上也可能更低或更高），你说你买哪一个？你估计会去买那个老产品，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新产品销售的困难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说新规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需要做调整呢？如果产品规模大幅度下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这些产品对应的资产规模也要大幅下降。这些资产是什么呢？银行理财投资的资产，无论是项目类的非标资产还是信用债券，对应的都是企业的融资；也就是说如果产品规模大幅下降，也就意味着企业的融资要大幅收缩。如果收得过快，会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问题。目前看这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有可能会超出我们当时的预想，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反应也不是我们政府愿意看到的，因此大家需要坐下来重新思考，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也还会有一些完善和调整的余地。

　　徐巧：其实刚才五位嘉宾在聊到产品转型的时候，顾总说要加强投研能力，但是根据我的理解，好像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银行理财做这样一个资管的事情，更多的是一种项目审批，还是审批的文化、信贷的文化占主导作用。在净值型产品的时代，投研能力显得非常重要，银行理财在未来如何才能加强投研队伍的建设，提高自己的主动管理能力？

　　罗金辉：投研方面中信银行资管还是比较幸运的，我们2016年成立资管中心的时候，在建制上就成立了独立的投资研究处，这个是跟我的老东家工行学习来的，因为工行资管很早就已经有了这个部门。在股份制银行里面，我们是比较早的。

　　在信用研究方面，我们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在信用债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四维度”的研究方法，我曾经把我们信用债的研究体系与大型券商做过沟通和比较。总的来说我们的方法确实有很多优势，，依托银行做企业信用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券商是很羡慕的。

　　讲到投研团队的建设，我有一点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都知道，券商都有独立的研究所，而基金公司很少有独立的研究所。这是买方和卖方一个很大的差别。买方很重视研究，但特别难处理研究和投资两张皮的问题。在国外也是这样。处理不好，投资就是自己搞自己的，研究成了自娱自乐。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在建制上我们有独立的投资研究处，但是我们把研究人员和投资人员在任务上进行了一些有机的整合，比如说一个债券的信用分析，我们的信用评估团队和我们的投资团队是一起来做，而且信用评估的很多核心人员本身就是投资团队的人员。

　　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是通过很多年的实践，慢慢形成了一个体系，我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跟大家分享。

　　第三个事情，刚才主持人讲到新规下投资决策机制的转变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最底层的个股或个债的投资决策就让基金公司去做，银行理财就别做了，银行理财做宏观的大类资产配置，做最上面那一层，这样对市场进行分工和定位。

　　我觉得这个定位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在新规之前，银行理财采用资金池的模式，客户买的不同产品主要表现为期限和收益率的差别，在这个模式下银行理财的整个投资是可以通过大类资产配置来完成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以后我们的产品是按照资管新规来的，每一支产品都有它独特的风险收益特征，有独特的投资范围、投资逻辑和投资约束，有独立的投资团队和风格，那么A产品和B产品怎么搞大类资产配置？在具体的投资决策上也不适合搞集中式的审批，因为产品的收益和风险是由该产品的投资者承担的，投资团队要为它的产品业绩负责，每一个产品的特征是由它背后的投资策略和投资团队来决定的。

　　沿着这个逻辑，在新规下，投资决策更须要下放到具体产品背后的投资团队，因此对传统的集中审批模式，我觉得可能亟待要进行一些再思考。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保险公司或者社保基金要强调大类资产配置，因为保险或社保的资金自己就是一个大池子，理论上可以通过大类资产配置来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

　　但像银行理财这样的资产管理部门，在新规下回归资管的本源，发行的每个具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和风险收益特征，产品与产品是相互隔离的，客户购买一个产品就获得该产品的收益并承担对应的风险。所以，如果把银行资产管理定位为宏观大类资产配置是一个误解。

　　徐巧：刚才这一轮问题几位领导都提出了薪酬问题，怎么才能吸引这个市场上最优秀的人才？如果是资管新规以后，银行旗下的子公司成为大势所趋，这些机制问题是不是会有所解决？据我观察，今年以来股份银行建子公司比较活跃，但是大行动作比较缓慢一点，银行下的资管子公司的定位是什么？

　　罗金辉：接着刚才潘总这个话题，未来的子公司会是个什么样，其实不用想太多，这需要再发明，因为资产管理这个行业在发达市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我们的市场是比较单一的，大家一提就是公募基金，其实公募基金只是资产管理里公司的一个类型，还有很多直接称为AM的公司，但在国内把AM公司当成了不良资产处理的公司，这个有点异化了。

　　其实国外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有公募基金，有对冲基金，也有全能型的或者叫综合化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就是一家综合化的资产管理公司。我在想，如果中国要产生一些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的资产管理公司，除了我们现在的公募基金之外，我觉得一定要有综合化的资产管理公司。

　　综合化的资产管理公司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产品种类是非常丰富的，既有服务大众人群的产品（公募基金干的事），还要有服务高净值人群和机构客户的私募产品。它的投资范围是广谱的，从货币市场的这些高流动性、透明的这些工具，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再到一些我们所说的非标市场，比如说未上市股权投资、森林的投资、艺术品的投资等等，耶鲁基金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公司。此外，投资策略是丰富的，从比较透明的投资策略，到极不透明的投资策略都有，极不透明的投资策略就是所谓的对冲基金。

　　最后还想说一点，如果银行理财公司想走到国际上，去国际市场竞争，我觉得要摆脱现在的一个误区，就是A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主要就是服务A银行的客户，它的渠道就是依赖于A银行。这种方式带来很多的弊病，刚才大家说到机制，如果你是某个银行的全资的，特别是在渠道方面也完全依赖的话，那么你的独立性是很难走出来的，在机制上自然会收到母行的一些影响。这个影响有些是好的，但有些肯定也是不好的。

　　我说这一点为什么极其重要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国际上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用我们的标准去把它分为银行系和非银行系的，即便是银行系的资产管理公司，它在母行的销售占它的总规模往往都是很小的，比例也就是20%，也就是说其他的百分之70%、80%都要依靠第三方渠道来进行销售。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你完全依靠母行来销售的时候，你这个销售渠道很难给客户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如果你销售的一个产品出现了问题，客户就会去法院告你，说你没有推荐其他银行做的更好的资管产品，你只推荐自己的产品，这就产生利于冲突的问题，那你不刚兑能行吗？这就是国外为什么资产管理公司过多依赖自己母行的一个原因，因为一旦出了利益冲突的问题是说不清楚的。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监管层能为未来的理财子公司植入一种志在高远的基因，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可以是多家银行联合的，也可以是混合所有制的。这样的理财公司才能真正地走向独立，刚开始可能会难一些，因为得到母行的支持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更利于切断银行理财与母行之间的信用连接，更利于彻底打破刚兑，更利于市场化人才机制的形成，也只有这样才能走得长远。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