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有未来吗？这是国际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回顾文化研究的过去，观察文化研究的现在，我们就会对文化研究的未来抱以信心。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对特定地理—历史形势（geo-historical conjuncture）的反应，文化研究想要对这种形势做出回应，它就必须对文化研究的一些路径进行自我反思。而后霸权时代的权力，这是变化中的文化研究面临的最大变化。在一个视觉文化主导的世界，我们必须批判性的反思当代新媒介景观与新媒介事件，关注恐怖景观，灾难景观，媒介盛事景观以及其中的超级景观的出场。文化研究的重要特性是它的研究具有根本的语境化，它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它向下的、实践的、直面飞速变革的现实的特征。全球对话主义将成为未来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还探讨了建立一门新的学术领域——文化科学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文化科学的任务和作用。

　　《文化研究的未来》一书即将出版了。这本书的宗旨是探讨国际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曾经在全球十分火热的“文化研究”是否即将销声匿迹，“寿终正寝”，或者还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为回答这一问题，笔者组织了《文化研究的未来》一书的翻译，这本书是雷纳·温特主持编写的。温特也已经算“老”朋友了，在北京见过很多次，难忘的是那年去贵州，在开完“中国中外理论年会之后，我邀请温特、高建平等驱车十余公里，从花溪的国宾馆到贵阳城里去宵夜，中外朋友在一起，叙叙友情，聊聊文化研究的问题，有啤酒助兴，大家兴致都很高，只可惜第二天还有活动，我们不得不在午夜时分打道回府。温特宽厚、包容，对中国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到了中国不少地方，对全球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发表了不少精彩的看法。面对学术界的诸多疑惑和争论，他主编了这本《文化研究的未来》。

　　国内对文化研究一直争讼不断，有人大力引领和推动文化研究前行，也有人视文化研究为“异端”、“怪物”。也有人在文化研究初起之时大将挞伐，之后又欣然接纳，成为文化研究的拥趸。眼前这本《文化研究的未来》集合了全球不同国度的文化研究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细细读来，咀嚼个中滋味，启示良多。本书的出版，也许可以部分的释疑解惑，但也可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疑惑与争鸣。在我看来，不管哪种情况，都将推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此书的出版，不敢说是“雪里送炭”，至少应当说是正逢其时吧。

　　一文化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化研究的未来》的第一篇文章《文化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雷纳·温特、蔡戈姆·阿奇佐夫对斯图亚特·霍尔的访谈。作为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尔回顾了文化研究的过去，霍尔认为，文化研究早期的研究从社会学理论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与哲学的结合并不多。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认识也不够深入，一方面因为法兰克福的大部分著作当时尚未翻译，直到后来看到霍克海默、阿尔都塞的书后，文化研究才与哲学不期而遇，才认识到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严肃性。缺失哲学确实是早期文化研究中心的不足，但也是一件好事：躲过了理论空谈。

　　文化的社会化与社会的文化化，以及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化，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学术基点。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社会学的理论使霍尔认识到，任何社会行为都是由意义来作为媒介的，任何社会行为都会涉及文化观念。在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中，他认为，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指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早期，那时，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电影和音乐，但仅限于对作品好坏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流行文化》一书中；第二阶段，则更深一步，一方面加深了对高度商业化的、高科技的、以市场为主导的文化产业的认识，但与阿多诺的认识相反，给予了文化产业更多的支持和赞赏。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借鉴结构主义，关注流行文化的叙事方式。

　　面对未来，霍尔认为，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正在不断增加。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人们的身份认同的概念正被弱化，因为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固定，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移位”（ROUTE）的出现使一个人的文化之“根”（ROOT）越来越处于漂浮状态。霍尔的意见告诉我们，不是放逐或抛弃文化研究，而是要让文化研究适应现实发展的形势，向更深入更具变化性的内容发掘。

　　于是，问题回到原点：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要做什么？文化研究能做什么？汉诺•哈特的《文化研究——何为？》则集中于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及文化研究的归宿加以讨论。他发现，眼下从事文化研究的大部分学者都热情地投入到了“做文化研究”（“doing cultural studies”）当中，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的全部潜能。他们的研究往往偏离了文化研究在其兴起时所强调的一种特定的、批判性的政治承诺。在“学校——为——工作”的大学模式里面，文化研究的地位逐渐被一些以服务于商业、就业为目的职业课程所排挤，面临岌岌可危的窘境。文化研究的危机不是来自于传统学科的排斥，而是来自于全社会的非文化非理论的功利主义诉求。

　　怎么办？文化研究还有未来吗？哈特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观点是“求之于内”，寄希望于文化研究者自身。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兴盛或者衰落实际上决定于其研究者的研究水平，研究者是否能生成与社会相关的、带有政治性的重要知识，以及研究者在投入研究和教学时，是否有服务于大众的意识和责任感。文化研究不能满足于披露真相，成为一种描述性的叙述，而应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来扭转社会生活中的不良倾向。哈特强调，在媒介成为一种知识构架方式的今天，文化研究应该将自己变成一种媒介，变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替代性的方法，并运用一种批判性的教学法，参与到教育当中。带着坚定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努力使文化研究成为真正的富于阐释力的文化研究，而不是将自己混同于其它类型的跨学科研究。

　　其实，比起哈特，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问题更尖锐：《文化研究有未来么？未来应该是怎样的？》他以美国和北欧的文化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考察了文化研究的现状。他在问，纽约怎么了？他从一种激进的语境主义者(contextualist)和形势主义者（conjuncturalist）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研究的任务，他强调，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对特定地理—历史形势（geo-historical conjuncture）的反应。但是，当形势已明显发生改变，而文化研究陈旧的形式所凝固的“中心”却限制着文化研究自身的能力，使其不能更好地来理解可能的未来到底“怎么了”，不能理解政治控制或文化冲突的现实性及可能性。格罗斯伯格认为，可以将目前的形势理解为对自由现代性的反抗，它同时来自于左翼和右翼，以及尝试形塑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作为未来。格罗斯伯格提出，如果文化研究想要对这种形势作出回应，它就必须对文化研究的一些路径进行自我反思。

　　无疑，文化的发展处在变化中，文化研究自然也必须处在变化中。斯科特·拉什认为，后霸权时代的权力，这是变化中的文化研究面临的最大变化。

　　“霸权”对于特定的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真值”。霸权时代的秩序通过“再生产”的文化逻辑得以实现，但这样的一个时代已开始趋于终结，后霸权时代日益来临。后霸权时代的权力，是通过“创造”的文化逻辑来运行的，因此它不再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再生产，而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长时期的产物。在后霸权秩序中统治与抵抗都不是学术界内的高头讲章，不是形而上的理论探索，而就发生在实在域。

　　文化研究，在霸权主义的范式下，更多地把权力理解为通过话语符号化地运行，形成于认识论之中，停留在认识论的领域，权力只是盗用了你的陈述。在后霸权时代的今天，它直接穿透了你的存在本身。权力，曾经作为外延性的、自外而内的运转，现在变成内涵性的、开始自内而外地发生作用。

　　后霸权时代，政治的关键已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本体论的，无论是通过语言的、广告的甚至是新媒体的多棱镜来看。本体论的存在已不再只是对于这种抽象权力的抵抗场所，它现在成为统治自身的工具。在后霸权时代，第二种形式的权力，即“力量”(Potentia或puissance)出现了并走向前台。在后霸权的文化研究中，创造的概念，或者叫“performing the exceptional”，开始替代了“抵抗”，力量(Potentia或puissance)则更多地通过生命（life）而不是机械论来运行。

　　原有霸权秩序的二元论不再了，象征性、偶象式的霸权瓦解了。现在的统治是经由交流实现的，交流不是高高在上，甚至是作为规训权力存在。后霸权文化研究较少关注社会阶级。它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少得可怜。后霸权文化研究也不关心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它更多地指向艺术、科学、技术。但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现实日趋恶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层面上，不平等现象和阶级差距日益增多，文化研究应该大力关注这些现象，强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二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媒介景观

　　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介景观与媒介事件：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探讨当代文化研究中最火爆的媒介现象：媒介景观与媒介事件。媒介景观指的是以科技为媒介的事件，以及使这些事件景观化的方式，这成为当下媒体越来越多使用的方式。凯尔纳的景观理论来源于德波的理论，凯尔纳认为德波所认识的景观“单一化地阐释了各种多样而鲜明的现象”，“景观”构筑起的这个总体性概念用来描述媒介和消费社会，它包括商品的包装、宣传和展示，以及所有媒介的生产和媒介效应。而凯尔纳在使用“媒介景观”这一术语时，主要侧重的是的由科技构建而成的媒介产品的各种形式，这种媒介产品通过所谓的大众媒介进行生产和传播，其形式从广播、电视到互联网，乃至最近的无线设备。除此之外，与德波带有压倒性的霸权式景观不同，凯尔纳更为注重的是，景观话语中蕴藏的矛盾和变化，景观是一个话语“冲突”与“斗争”的场所，各种观点都利用景观来迎合他们各自的兴趣。

　　媒介景观与媒介事件联系，由事件可以形成景观，它可以是盛典、赛事、消费、娱乐及各种仪式。媒介景观可以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主要的社会矛盾，成为一个充满着冲突的场域。

　　凯尔纳认为，景观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和类型。比如恐怖景观，灾难景观，媒介盛事景观（如奥斯卡奖、艾美奖[1]和体育景观），其中有从数量和性质上被界定的超级景观。超级景观中又可能包含商业景观或社会—政治性的戏剧性事件。

　　恐怖景观，像对双子楼和五角大楼的“911”恐怖袭击。恐怖景观是高度破坏性的事件，由反对性的团体和个人发动，他们通过其他各种形式来实施政治景观或战争景观。像被德波所描述的媒介或消费景观一样，恐怖景观迫使个人沦为被动的对象，受到了现有体系和画面的操纵。然而，恐怖景观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正是恐怖分子所期望的，它能够瓦解被袭击对象的士气。

　　灾难景观，例如一些自然灾害：亚洲海啸、飓风卡特里娜，它们成为了2004年和2005年某一天的主要景观。周期性的飓风，如2008年8月的古斯塔夫飓风使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大会推迟了一天，当时预计古斯塔夫飓风的威力是卡特里娜的两倍。

　　媒介景观涵盖这些媒介事件以及消费、娱乐和竞争的仪式，如政治运动和体育竞赛，它们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且有助于个人适应这种生活方式。景观事件中也体现出主要的社会矛盾，景观是一个充满着冲突的场域。

　　先看体育景观。体育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媒介景观展示的重要舞台。超级杯、世界杯或奥林匹克等媒介盛事，颂扬竞技体育基本价值观——竞争和胜利，是最重要的世界性的超级媒介景观。我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媒介景观的个案是凯尔纳对北京奥运会的描述。“2008年夏，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体育景观，也是一次中国民族主义展示最为强烈的景观。在奥运火炬从世界向中国传递的过程中，反中国的示威活动不断发生，使得运动会本身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壮丽展示。开幕式中，舞台上14000名鼓手、舞蹈演员、杂技演员阐释了什么是历史上最为详尽的开幕式。运动会中看到壮观的体育竞技，而且中国夺得了最多的金牌，建立了中国在世界上超级大国的地位。闭幕式也是顶级的景观，闭幕式上飞动的鼓手，由上千名姑娘靠摆动而组成的银铃鼓，人在轮圈内骑独轮车，伴随着发射器将五彩纸屑撒到看台，“特技演员”随绳索的上下翻转，杂技演员的高跷弹跳，欢快的人群从体育场穿过，大卫·贝克汉姆的足球表演，成龙的歌唱，当然，还有五彩的烟花。因此，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提升中国实力的景观，就像2006年世界杯作为德国实力崛起的象征而被精心谋划一样。”请原谅笔者作为一个北京奥运会文化传播参与者的特殊的兴趣与偏爱。

　　超级景观中还有许多社会—政治性的戏剧性事件，这些事件勾勒了一定时代的特征。像1991年的海湾战争、Ｏ.J.辛普森的审判、克林顿的性丑闻以及弹劾案、反恐战争等等。今日世界的政治日益受到媒介景观的宰制，媒体上充斥着煽情、资讯娱乐、政治丑闻和论争，被我们称为“新闻”的政治冲突、竞选以及那些引人瞩目的事件全部受制于景观和媚俗化的逻辑。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以及目前奥巴马时代的媒介景观都是一场场的文化之战。

　　一个时代主要的媒介景观宰制着新闻、传播和互联网舆论，并作为这个时代的关键性事件而被凸显和框定出来，这种情形在以往也是如此，如戴安娜王妃的婚礼、死亡以及葬礼，美国极其激烈的36天入主白宫的2000年大选，以及“911”恐怖袭击及其暴力性后果等景观。从2003年至今，伊拉克战争以及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等景观已经宰制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凝聚着基本的矛盾和政治动态。

　　因而，媒介景观成了一种形式，依赖这种形式，那些有能力构造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媒介公司、国家、政治团体、机构和个人编织了新闻、消息和时代性的事件。

　　在较早的广播时代，媒介事件是主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媒介和国家构划了可再现现存社会的具有意义重大的社会仪式。媒介事件往往呈现出短暂的周期性，不连贯，也是暂时的，且相对来讲可以预测。在电视时代的早期，媒介事件将会成为日常政治和社会现实关键性的符码和构素，当然它们也可以以伪事件而被构造。

　　今天，在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直播），以及改变了一切的、作为形而上学事件的互联网时代，媒介景观作为界定和质疑现有社会和政治现实的一个主要形式出现了。虽然媒介事件往往是全国性的，而媒介景观却往往是全球性的。在“地球村”中，一个被网络和电缆链接的世界能够同时且及时地体验相同的事件，如2008年9月，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以及后来的美国金融机构的崩溃波及整个世界，它们威胁到了全球的经济。

　　凯尔纳指出，在涉及战争、统治和政治选举的情况下，媒介景观会被国家精心谋划，而媒介公司每天都要构造出“重大新闻”作为媒介景观并确定当天的主要事件。媒介公司希望有轰动性的事件来套住消费者，以至于消费者会保留频道、登陆，或者使他们的眼球和注意力停留在当天的大事件上，而这种大的事件作为媒介景观日益成为媒介公司精心谋划的“故事”。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便可以很好地界定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

　　媒介革命时代，如何看待纷繁多样的媒介景观和媒介事件，探索景观和事件后面的观念及其准绳？现实提出了问题：何以当今的传媒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伦理？尼克·库德瑞呼吁，建立一门传媒伦理学。他探讨传媒伦理学的框架，讨论如何建构一门以全球化为导向的传媒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基础是更为具体的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应该与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传媒伦理学旨在以最少的前提达成广泛的共识，前提仅限于那些系统、明确地解答我们生存问题的所必需的条件，即我们(所有分享地球表面的人)如何在传媒的帮助下友好共处，无论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多么明显的差异。美德伦理学将善的问题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这种善不是抽象意义（适合于任何理性存在的善）上的善，而是适合于“人”的善。这类善不依赖于具体的传统价值，而是源于我们人类就特定的共同问题和公认的事实所做的不懈努力。与义务伦理学相比，美德伦理学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将其基础设立在全球共通的“自然人性”的角度，所以更能适应以全球化为导向的传媒伦理学。将美德伦理学具体到传媒领域就是“交流的美德”：准确和真诚。

　　[1]【译注】艾美奖（Emmy Awards），是美国关于电视节目和制作人员的奖项，被誉为电视界的“奥斯卡奖”。艾美奖创立于1949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与格莱美音乐奖(Grammy)、电影奥斯卡奖(Oscar)以及百老汇的东尼奖(Tony’sAwards)并称为美国艺术四大奖项之一，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

　　三文化研究的特性与全球对话主义

　　文化研究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迈克·费瑟斯通在《现代性与文化问题》中，将他长期研究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与当代文化发展的问题结合起来。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性源自西欧，许多的思想史从西方传向东方，但随着全球权力向亚洲倾斜，以及亚洲的崛起，全球权力平衡的变化首先反映为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变化，也表现为知识生产与流通的变化。迈克·费瑟斯通发现，随着西方势力相对呈衰退之势，可以预见，全球的现代性状况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定义和答案：强壮的选手将登上全球舞台，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努力讲述另一版本的现代性起源。因而，今天的现代性既是全球的又是多元的。费瑟斯通多次来中国，对中国的发展应当是了然于心，他在这里看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探索，而发展的现实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注脚。

　　文化研究的重要特性是它的研究具有根本的语境化，它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它向下的、实践的、直面飞速变革的现实的特征。

　　莱纳・温特的《日常性的奥秘——米歇尔·德·塞尔托与文化分析》，借助对德·塞尔托的分析，讨论文化研究的日常性问题。米歇尔·德·塞尔托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满争论和斗争的场域，并发展出了一种“文化的战争学分析。”在社会权力的斗争中，弱势力量通过一种假想空间抵抗已建立的社会秩序现实。这种抵抗行为不是产生于颠覆性的内容或（媒介）文本的形式特征，而是产生于一种挪用的艺术，它可以将既定的空间或文本（哪怕只是暂时的）移置入自己的事物中。作为一种惯习的弱势群体的抵抗，并不是通过推理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而是将自身的欲望、愿景和诉求嵌入实践中，将主流秩序隐喻化，并在别处实现其功能价值。这是一种“弱者的战术”，但这种战术却能够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规范，因此也可以显示自己在强势权力面前的存在。

　　文化研究已经从它的国内阶段发展到现在的国际阶段，因而也相应地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换言之，国际文化研究应该有国际文化研究的理论纲领。金惠敏在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的论文中，以“文化帝国主义”论争为切入点，将文化研究分作两种模式，“现代性”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分别考察了它们的长处和短处，提出了超越这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即“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其灵魂是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对话主义”哲学。

　　什么是全球对话主义？金惠敏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哲学，如果需要再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个选择。作为“全球对话主义”的全球化，既包涵了现代性，也开放了后现代性，它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全球化内在地同时就是现代性的与后现代性的，即是说，它同时即超越了现代性，也超越了后现代，因而可成为一个新的哲学概念。罗伯森的“球域性”、贝克的“全域主义”和汤姆林森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专题批判，都在努力概念化我们这个全新的时代。作为对他们的一个回应，金惠敏与他们的区别在于，第一，必须对全球化的现代性维度予以坚持，不可因“全域主义”而取消现代性的维度，霍尔对矛盾和斗争的坚持是有益并符合现实发展的；第二，金惠敏认为，他所看到的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的后现代性，为现代性所制约的后现代性，不存在与现代性截然分割的后现代性；第三，在后现代性的全球化中，个体或主体不会彻底消失，它只是在与另一主体的对话中，在一个“主体间性”中改变自身；第四，由于主体的不可消除，因而“民族的”也不可消除，“国际间性”（internationality）“地域间性”（interlocality）[1]就不可能被“全域主义”或者一个意在“全球整体”的“球域性”所取代[2]；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话说，我们不能预先就规定他们说什么——这涉及到一个更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能否进行没有前提的对话？一个的简短的回答是，只要个体不能被彻底地象征化（拉康）、意识形态化（阿尔都塞）、殖民化（斯皮瓦克），我们就只能承认无前提的对话。在当代理论中，这种观点几乎不可思议，但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却早已是一个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了。孔夫子不想什么“宏大”前提，他只想虚席以待他者的出现。

　　金惠敏指出，将他者作为他者，将自己也作为他者，即作为有限的主体，将“主体间性”更推进为“他者间性”，推进为本体性的“文化间性”，——唯如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才可能筹划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此对话的效果则是对话者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对自己的“不断”否定，对自己的“不断”重构，之所以是“不断”，是因为对话者永远保留有无法被表述的本己，无论经过多少轮的对话，一方对话者都不可能变成另一方的对话者。君不见，即使长在一棵树上的叶子，经过百年、千年的“对话”，它们又何尝变得一模一样了呢？自然教导我们，在终极的意义上，人归属于自然。人“文化地”对话，但人也“自然地”拒绝对话，以其“自然”而拒绝对话。

　　金惠敏的“全球对话主义”包含这样一些内涵：第一，作为“他者”的对话参与者是其根本；第二，“全球”不是对话的前提，甚至也不是目的，它是对话之可期待也无法期待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全球”以他者为根基，是“他者间性”之进入“主体间性”，是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相互探险和协商，没有任何先于对话过程的可由某一方单独设计的前提；第三，“他者”一旦进入对话，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他者”了，对话赋予“绝对的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就其定义说，所谓“主体性”就是有能力去改变客体，而同时也将被客体所改变。“主体间性”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对主体之间相互改变的承认。

　　未来的文化研究是否将以“全球对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我们不能预先提出要求，这不符合“全球对话主义”精神，但是，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对话主义”至少在解决例如“文化帝国主义”这样全球时代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时，将能够同时避免“大全”（“全域主义”）和“整体”（“球域化”）的文化帝国主义嫌疑，以及由于对受众能动性的强调而导致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然无视。甚至，或许也不是不可以期待在霍尔之后重新阐释“文化间性”尤其是它在未来的种种新的可能性。

　　[1]See Huimin Jin,“Redefining GlobalKnowledge”,in: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Sage,vol.24,7/8,2007,pp.276-280.

　　[2]对于全球化时代所出现的“球域化”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例如霍尔就提供了一种不放弃差异和多元的立场（See Stuart Hall,“The Local andthe Global: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Old and New Identities,Old and NewEthnicities”,in Anthony D.King(ed.),Culture,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London:Macmillan,1991），而罗伯森的“球域性”概念则期待于全球整合，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

　　四文化研究与大学学科建制

　　自1960年代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英格兰伯明翰成立以来，文化研究的各种版本形式随之在全世界传播。那么，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凯尔纳认为，文化研究在全球将自身建设成一个学科间的、跨学科的、反规律的方法，它被用于描述一个范围广阔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范围从广告一直延伸至政治叙事。它是一项多维视角和跨学科的事业，借鉴了许多不同的学科来从事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生产、对文本的批判，以及受众的影响研究。作为一项跨学科事业，它有着自身的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通过实践、方法和工作得以确定，这些实践、方法和工作又随着其传统的不断扩大、发展。文化研究是反对本质化的规律，拒绝同化为标准性的学科，向多元的方法和理论立场开放，对目前大学、媒介和社会的组织形式持有一种批判性的反对姿态。

　　正因为文化研究的这一特点，文化研究为原有学科制度和学术建制所不容与排斥。文化研究在全球火爆，而文化学科却无处容身。麦科·瑞恩的《论文化科学》，探讨了建立一门新的学术领域——文化科学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文化科学的任务和作用。

　　麦科·瑞恩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其松散的研究机制和强大扩散力（对社会各个方面都能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分析，同时，文化研究已经被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采用），却不能突显文化在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各自的领域，但对于文化的研究却分散于艺术和人文科学。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因为缺乏连续性和整体性使其不能在现实的重要性维度中得到所期望的正统认证。”要“彰显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唯一方法是重组其学术知识，使其即便分散在一系列的学科中，也可通过定义，将其整合成一个单一的、综合的事业。”鉴于此，麦科·瑞恩提议要建立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文化科学。“文化科学将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一样并驾齐驱。文化科学将包括从传播学、文学、哲学、艺术到教育、建筑、音乐和媒体领域研究中的全部相关知识。”“这样一个重组将使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得到公认。不这样做，现代民主政府将难以为继，现代化的、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经济活动将终结。”麦科·瑞恩的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对文化学科重要性的推崇也是振聋发聩的。

　　麦科·瑞恩认为文化科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意识景观”。麦科瑞恩借“意识景观”(ideoscape)统合了对文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作为“人工产物”，即由内在产生，或作为“社会产物”，即由外界决定。因为无论是“人工产物”还是“社会产物”均来自我们周边的世界，包含着我们所创造的，同时也创造了我们的思想。“如果说社会学家们研究社会组织怎样运转和为什么运转的原因，那么文化学家则研究我们的意识是如何产生愿景、叙事、行为规范、习俗、实践、身份和思想体系的，以及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阅历的公民，使得我们制度化生活的运行成为可能。”通过突出文化在学术组织结构中的地位，我们可以通过图像，语言和制度性认同，让意识与周围的世界相适应，开始更为一致性的努力。正是所谓的“意识景观”，叙述了人类意识在周围物质和社会的世界的建设性功能和作用。比如：政治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就是重要的意识景观。文化科学必须对之进行长期的、时时的、不间断的研究

　　文化科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具有一种能够看到扭曲的能力，与我们训练有素的眼睛看到的远不相同，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世界，不是通过更近距离观察或“更客观的”无视。“如果我所称的文化科学成为学科体系的既定的一部分，那么知识体系重组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及遵循相关研究议程的意义在于它将提供必要的整合和凝聚力，避免现在这种研究被不必要地分散割裂的情况。各种协同交叉作用还能增加产生新兴知识的可能性。”

　　如果说麦科·瑞恩是在更宏大的层面（如国家层面）谈论一种“文化科学的话，瑞恩·毕肖普的《文化研究的莅临：从外在性谈论胆怯》一文则主要论述“文化研究学科”的问题，即探讨文化研究和大学体制之间的关系。

　　毕肖普认为，目前的大学体制对文化研究采取的是一种“钳制”的方式。这是文化研究目前面临的重大危机。在大学体制的束缚下，文化研究沦落为缝合各种社会矛盾的工具，不再敢于直面政治问题，失去了批判的锋芒，据此毕肖普认为现今的文化研究处于无所作为的“胆怯”之中，缺乏批判的锋芒。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毕肖普主张从外在性入手，认真践行跨学科研究的要义，打破学科分类的界线，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语境的外部来反思文化研究，回归文化研究的现实政治关怀，探寻新的语境下，文化研究的新的可能性，这也即是毕肖普所说的文化研究的未来，文化研究面向未来的力量。

　　毕肖普认为，要讨论今天的文化研究，就离不开对文化研究置身其中的学术与学科体制的讨论，也离不开对整个形而上学学术传统的讨论。因为正是以形而上学为根基，传统的学术与学科体制才得以确立。所以毕肖普将本篇文章的落脚点设立在：“我们尚未理解的文化研究（它现在是什么，即将成为什么样子）与大学的关系这一层面”，“这里的大学并非是具体的大学，而是指一系列特殊条件催生出的一套特殊的体制结构”。现今盛行于全球的大学发展模式：“全球研究发展型大学”本身就是随着冷战的爆发而产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有历史局限的结构。正因为大学的体制结构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及，所以与“作为体制的大学进行一种批判性的交锋”，将会使文化研究重新焕发生机。

　　文化研究建立之初曾经一度受到大学排斥，其融入大学的进程，也是其日益接受大学体制的规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研究自身的‘他异性’和‘独特性’，已经消失殆尽。作为一个生产新知识产品的场所，文化研究的地位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是因为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它成功地说服了作为制度的大学承认其自身事业的合法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在这种宏观的背景下，作为体制的大学的职能也随之转变，它不再是“文化”的传播者，也即不再主要地针对本民族的后代进行文化教育，而是成为“优秀”的承担者，要在世界范围内彰显本民族的优异特质和文化特色。大学也就成为了保留本民族文化的档案馆，作为一种记忆弥补装置在起作用。

　　与此相关，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研究能够较好地修复农业的、共享的“有机”过去，同城市的、技术的、破碎的现在之间的断裂。到了9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因为文化研究能够更好地弥合“工业化技术的民族国家与信息化技术的跨国家企业，作为国家市民的个人与作为全球消费者的个人之间的裂缝。”文化研究就这样获得了大学体制的认可，但是随之而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大学“从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转变为官僚组织的、相对自主的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企业”，大学企业化程度的加剧，导致文化研究者穷于应付大学体制内设立的各种考核标准，也使得文化研究更容易受到一个更加工具主义的体制的摆布。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教学评估、晋升和津贴，而不再是社会各个层面所表现出的现实问题。毕肖普认为正是由于文化研究者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问题的讨论上的缺席，而使得文化研究表现出一种“胆怯”。“即将来临的文化研究，其形式就不能看作是体制束缚下的人质，尽管依靠这些体制的束缚它才得以存在。”而是要起而打破体制对于文化研究的限制。

　　对于解决文化研究面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胆怯，打破体制的限制，毕肖普认为要从两方面着手，即文化研究的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当然毕肖普更多地强调文化研究对于“外部的承诺”。所谓内部也即是坚持文化研究自己的规则：侵袭和掠夺其它学科，即跨学科研究。“这种明显的跨学科的杂糅的繁衍方式，通向一种更具活力的混合的学科知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内部也是向外部的扩展。所谓“外部”，则是指“知识主题的外在性”。要获得这种外在性，一方面要使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西方的语境，将世界各地的学者引入到文化研究的主流讨论之中。另外，还要关注文化研究之外的其它研究领域。“比如哲学，政治科学，音乐批评史，新媒介研究，文化人类学，建筑学，文化地理学，以及更为特殊的，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包括医学。这些革新性著作的共同特征是，依靠不同的结合方式，对技术（从批判和系谱学的视角）、自然/环境、政治/伦理，以及更为重要的批判理论的关注，正是这些著作直指了即将来临的文化研究。”

　　无疑，当今的文化是日益“火”了，但文化研究却相对有些冷清了。也许是因为今天的社会更加需要工程师和程序员，需要管理者和娱乐明星，而不需要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也不需要凝重的思考和诗。

　　“涌动的影响之潮，是时候重新返回文化研究了”。温特先生如是说。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