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科技实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放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国科技创新迎来了新的春天。为了总结中国科技改革开放经验，展望中国科技创新未来发展，三思派邀请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记录者、研究者，共同回忆改革开放之初那激动人心的“科学的春天”。

　　为华国锋和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研究决定，由我和林自新负责起草华国锋、邓小平讲话稿，罗伟起草方毅讲话稿，胡平起草郭沫若讲话稿。郭老的讲话稿就是后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四个讲话文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中。我和林自新当时想，邓小平的讲话应该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的政策，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邓小平讲话稿中的重要观点很多是根据小平同志当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有很多是“八八讲话”中的原话。

　　当时童大林提议，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马恩全集》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有几段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生动的分析。他说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里面他是专家，但同时又是生产工人，因为他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是受剥削的。再有教师，他们一方面是学者，同时他们又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们为学校老板创造剩余价值，也受剥削的。又讲到艺术家，如果他们是在街上自由卖唱的，是自由职业者，就不属于生产工人的范畴。但如果是在剧院里面为剧场老板卖唱，他们就是生产工人，他们的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是被剥削的。

　　根据这个分析，我们在邓小平的讲话稿里坚决地写上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当然写的太长也不行了，就说“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同时还写道“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小平同志讲话向全国公开的，几千人的大会啊，这比1962年脱帽加冕的规模还要大，影响还要深远。

　　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一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两个主要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是关于科技工作的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党如何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科学工作中如何配备干部，怎么选拔人才，学术上要坚持“百家争鸣”方针等等具体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认为第三部分也很重要，小平同志有一次跟外国人讲，“我在科学大会上的发言，讲的第三部分不为很多人注意，大家没有注意，其实很重要，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他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了一段话，他说“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九，而是第一了”。后来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认为，邓小平讲“第一”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个序列，他讲的是“第一重要”，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因为科技推动了其它的生产力。1992年他南巡的时候又讲，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最后的十几年，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越来越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至于华国锋讲话的稿子，因为他当时是国家的首席领导人，那么他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我和林自新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去请教一下耀邦，当时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他非常关心科学工作。胡耀邦建议华国锋的讲话应该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他说，在旧社会里面，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了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政权没有改变，还在反动分子手上，他们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教育兴国。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建国”。我们一听这个设想非常好，和小平当时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我们听他讲的时候非常激动。所以，我们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回来后就把两个稿子这么起草了。

　　这两个稿子写完以后，同时送上去。小平同志的稿子很快有了回音，因讲话稿体现了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和那期间多次的讲话精神，小平同志只在段落上和个别字句作了些调整。据《邓小平年谱》中记载，邓小平在1978年2月底说过：“国家科委替我起草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一遍，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讲话稿中的意思多半是我过去讲过的”。

　　两个讲话的分歧

　　为邓小平同志准备的稿子当时在科委和科学院内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但有来自上层的阻力。当时，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讨论稿子时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例举了“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为什么我们没有写。会后方毅同志和我们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讲话稿要付印了，吴冷西打了一个电话来，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建议修改一个标点符号；第二条意见，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建议修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个意见同邓小平同志讲稿的意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称，是指知识分子的整体队伍。说“有了一支”是多大的比例呢？是10%？20%？30%？还是90%？而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这是把这么重要的命题改了。我们与方毅同志讨论这个事情时，明确提出了这个看法，方毅同志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说，第一条意见接受他，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我们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没有回音。我们着急，方毅更着急，就让我催中办，中办说快了快了。突然之间讲话稿送下来了，是另外写的一个稿子，我们起草的稿子废弃不用了。当然，如果我们的稿子写得不好，不用没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是在新的稿子中，仍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在讲话稿中还是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这两个讲话同样是谈知识分子政策，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对于一般外人来讲，不太仔细研究，是注意不到之间的区别。一个是坚持过去对知识分子错误的估计，一个是要根本改变。

　　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不断，大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分子头上都有一个紧箍咒，说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了运动总要挨整，谁受得了？现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优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开拓新生产力的人不就是优秀分子吗？一下子解放了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科学大会整个改变了社会风气，使人们都向上去追求知识、追求科学，这才有新时期人才辈出局面的出现。我觉得这是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功莫大焉。

　　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讲话后，反应非常的热烈。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那时候七十多岁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老泪纵横。确实，过去都把知识分子当作异端，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成为自己人了。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就讲，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后，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

　　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接见了陈景润，当时还照了一张很有名的合影，影响很大。会议还表彰了一大批全国各级的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大会的有5000多名正式代表，还有有关单位列席的，共有7000多人，这个会议影响很大很深。当时的会议简报，反映了会场上很多动人的场景和气氛。

　　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科学大会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有千斤重。过去动不动就批判科学工作搞基础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什么是脱离实际？科学实验就是实际。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从自然科学来讲，实验是自然科学特有的实践。邓小平特别强调地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巨大的进步。有了这一条，过去对科学的无谓的错误干预就取消了。邓小平讲话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另外，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前后一系列重要讲话，就是要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科学大会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提法，是对多年来宣传某些“最高指示”核心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理论战线上的代表性硕果。它为随后的真理标准讨论奠定了一个舆论基础。

　　全国科学大会是在1978年3月份，真理标准讨论是在1978年的5月份。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国家部门中第一个反应就是科学口。当时方毅同志主持科学院、科委和科协“三科”党组联合会议，讨论真理标准，旗帜鲜明地表态，《光明日报》作了报道。

　　科学界还召开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由当时中国科学院的政研室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在北京召开，到会的科学家举了很多自然科学的例子，讲的非常生动，说明真理标准只有用实践来检验。比如毛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自有人类四五十万年以来……”，而现在根据掌握的知识来讲，人类出现已经有四五百万年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认识在深化嘛。原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但不改能行吗？

（作者为民生智库高级顾问、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