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为对冲疫情的影响，有学者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了，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以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您赞同吗？为什么？

　　贾康：我个人并不赞同简单地说“货币数量论”过时这种看法。从学理上讲，如果无所顾忌而不对货币数量加以某种调节控制，相关政策的存在就没有了意义。不能因为美国无上限的量化宽松，就以为全世界都可通行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而且美国的这种情况更完全不是中国可以仿效的一个做法，在我们这里没有相关的、扎实的依据。美国有所谓全球硬通货的霸权，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的情况相比——为什么只把它叫做“金元帝国”呢？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是在二战以后，首先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在原承诺的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力不从心、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宣布取消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牌价而自由浮动，但是世界上的货币已不可能退回到贵金属本位制，全球实际生活中最可接受的硬通货仍首选美元，美国又能维持把美元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石油的结算货币而形成全球市场上影响最大的主导币种。实际上，美元是依靠美国仍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有最根本意义的军事和金融发达实力，得以延续着其头号硬通货地位。这是任何其它的经济体都无法相比的。在特殊情况下，美国又会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策，包括过去没有明确宣布过、但现在已有明确表述的无上限的货币宽松。其他的经济体与之简单攀比，就属于东施效颦了。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过去一直就有，并不新鲜，关键是货币化的机制怎么理解？是无所顾忌的，还是合理因而合意的？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激励兼容”，如何掌握好激励兼容原则的赤字货币化，里面就有很多讲究了。

　　网易研究局：您觉得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影响是什么?

　　贾康：如以国债筹集的一部分资金填补赤字，而央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放出基础货币，就是一种货币化，即赤字的货币化弥补。这一点吴晓灵阐述得比较明白，她的论述中正面的主张比较隐晦，但明眼人却一望而知其要点，是关键在于安全合理区间内的量度怎么掌握和机制怎么优化。我个人认同吴晓灵的思路。

　　关于机制的优化，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实践中的一个先例。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财政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当时解决办法是允许财政在发生赤字的情况下，向人民银行透支，即央行允许以透支的方式来弥补赤字。

　　这样做透支是一种“连裆裤”思维，央行把钱直接给财政，形式上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反正都是一个国家的钱。后来发现财政、银行“穿连裆裤”，并不是一个好的约束机制，就在形式上改为借款，财政可以向央行借款来弥补赤字，那么借款就得还，看起来这就形成了约束——借款借得合算不合算，还得有经济综合效益的考量，当然也是绩效的约束。

　　再后来发现“借款”的形式也会引发问题，因为如放开让财政借款，在借款长期不还、没有还款预期的情况下，“借款”和透支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最后，朱镕基同志下定决心，切断这个途径，不允许财政再向央行借款。所以，以后财政弥补赤字，除了可动用的结余外，就得靠在市场上发行公债，不再以原来透支、借款方式直接形成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这个约束就比较有制度进步的意义了。

　　网易研究局：您是否同意财政赤字货币化是“直升机撒钱”的说法?如何做到财政的精准运用，提高使用效率?

　　贾康：有些人会联想到既然可以没有忌惮地、无约束地让央行购买财政公债来弥补赤字，财政就拿这些钱再“撒”给老百姓，不是皆大欢喜？但是，我前面已经说了并非可以无数量约束，这里则要说可分配的钱在中国不应考虑平均每人一份儿的“推平头式”的办法，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政策。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公共金库非常紧张，财政过紧日子的特征非常突出，而中国老百姓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还并没有形成很好的解决机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我们的基尼系数高于很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把纳税人宝贵的血汗钱用直升飞机撒钱的方式“推平头”分发出去，同样数额马云一份，低保人员也是一份？

　　“每人一份”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设计，政策含义违背优化分配和再分配的基本原则。所以如果要发现金，至少得区分低中收入阶层和中等以上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以上就不用发现金了。至于怎么认定低中高收入阶层，就会产生管理成本的问题，仅向低端发现金，也会发生现金可能使用不当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正面的建议是最好不发现金。对低中收入阶层，可以借鉴美国发配给券（也可以把它称为优惠消费券）的做法。发这种优惠券跟商家自身的促销不一样，这全是政府的扶助，即政府出钱给了低收入阶层，他们可以此为凭证去超市里买基本的食品，满足维持生活的需要。这些是更合理的方式，也有国际经验可供借鉴，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一种可选的方式，至少具有比发放现金更可选的价值。

　　网易研究局：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的负担会不会转嫁到央行上?

　　贾康：央行承担的是宏观调控之责，所谓货币化也是调控中产生的效应，央行和财政一样都是要努力做好对宏观调控的管理。要说负担，两家的负担其实还都不是“钱”的问题，实质性负担都是调控责任履行得好不好的问题。如果以适当方式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两大政策协调的机制与水平就应力求高一些。

　　网易研究局：中国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在执行层面会存在哪些困难？

　　贾康：首先，要非常好地掌握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机制和方案设计，要坚持基本的制度建设取向，服务全局，有约束、讲综合效益。在优化机制、讲求效益的大前提之下，后边自然就不会产生“直升机撒钱”等问题。

　　网易研究局：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应对外部量化宽松带来的压力？

　　贾康：非常之时有非常之策，这是一套组合拳，要有全球化背景下尽可能高水平的“一揽子”设计。

　　网易研究局：特别国债的发行会不会影响市场的流动性？

　　贾康：总体来说，发行特别国债当然有增加流动性、扩张总量的特征，特别国债就是给市场增加流动性的一个非常规的机制，所以在当前的非常之时，于政策调控框架之下，要积极运用。但特别关键的要领，是它一定要有尽可能高水平的结构特征，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在机制上应可以很好结合。依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战略思维，在这一事项上必然要求把短期的救济、纾困（这方面会侧重于消费），和中长期的以结构优化支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方面应侧重于“有效投资”）合为一体。

（作者为民生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