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如何判断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判断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势,如何反思因疫情凸显出的原有经济发展思路的弊端,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

　　非典对经济的影响

　　记者:今年以来非典疫情在广东、北京等地蔓延:国内外都十分关注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请林教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林兆木:非典疫病流行是一场突发性的重大灾害。由于它的传染性强,死亡率较高,目前还没有预防疫苗和特效药物,因而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比较大,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一是旅游、航空、客运、旅馆、餐饮、娱乐、会展等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有关行业的营业额、企业和员工收入以及国家税收减少,消费增幅下降。4月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7%,增幅同比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城市零售额增长8.1%,回落1.3个百分点。餐饮业仅增长2.1%,回落12.5个百分点。5月份因暂停“五一旅游黄金周,消费下降幅度会更大、今后几个月仍会持续受到影响。消费增幅下降,不仅会直接影响第三产业增长率,而且会通过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波及第一和第二产业。二是对涉外经济的影响。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有些亚洲国家受非典疫情冲击,经济不景气,收入和消费减少。香港第三产业在GDP中占80%以上,受到的影响更大。亚洲开发银行5月9日指出:如果非典流行持续到第三季度,东亚(除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4月时4.7%的预测,将下降0.9个百分点;东南亚将下降1.5个百分点。亚洲区内贸易、投资联系紧密,特别是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55%左右,其中相当大部分同香港、台湾有许多关联,如果非典疫情持续,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对我国进出口和涉外经济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三是滞后的影响。近一段时间境内外人员往来、投资贸易洽谈、国际会议停止或推迟,会对签订贸易合同和利用外资协议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境外投资者为分散风险,也有可能暂缓在我国投资或将部分投资转移出境。此外,非典疫情还有可能发生反复,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某些不确定性,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当然,从总体上看,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局部的。这主要是因为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地党委、政府对非典疫病的防治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尽最大努力和可能收治病人、防止疫情扩散,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形成了战胜非典的强大力量,到目前已取得控制疫情的初步胜利。最早发生非典的广东,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5月23日解除了对广东的旅游警告。非典临床诊断病例较多的北京、山西、内蒙古、天津、河北五省市,疫情也基本得到控制。从现在的情况看,非典对经济直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在第二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第三季度虽然还会有后续影响,但不利影响将会逐步减弱。从非典冲击的范围看,我国广大农村迄今没有出现大面积疫情,虽然一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近一段时间收入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基本正常。从地区看,上述6个省市累计报告非典诊断病例占全国累计病例97%,而6省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8.5%;占全国总人口81.5%的大多数省、区、市的累计报告病例只占全国累计病例3%。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受非典冲击相对较轻。因此,只要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再接再厉,就一定可以把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7%的预期目标能够实现

　　记者:在非典冲击的情况下,今年经济增长7%的预期目标是否有把握实现?

　　林兆木: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近几年尤其是去年以来我国经济总的发展态势。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从1999年比上年增长7.1%的低点回升到比上年增长8%,但是2001年由于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迷,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了近10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对我国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的增长产生了相当大的不利影响,致使我国2001年经济增长率再次发生波动,由上年8%降到7.3%,而且趋势是由高走低:一至四季度增长率分别为8.1%、7.8%、7%、6.6%。去年世界经济虽然仍不景气,然而由于我国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同时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率不仅扭转了下降趋势,而且逐季走高:一至四季度增长率分别为7.6%、8%、8.1%、8.1%,全年增长8%。我国经济被世界舆论誉为“一枝独秀”。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继续回升,一季度同比增长9.9%,为1997年以来最高点。4月份有所回落,但同比仍增长8.9%。

　　支持我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是外需和内需同时走旺。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8%。其中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3%。今年1—4月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出口同比增长33.5%,进口同比增长46.8%。与此同时,国内投资增速加快,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6.1%,为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今年1一4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的基建和更新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0.5%。在出口和投资增速加快的带动下,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今年1一4月同比增长16.4%。去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回升的基础还在于,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了新进展:出口导向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消费品、投资类产品的产量快速增长。最近几个月适应抗击非典的形势,电信、汽车、医药以及与公共卫生、医疗、健身有关的需求剧增,相应刺激了有关行业的发展。而结构调整加快的动力在于:各类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明显提高。

　　从以上情况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和基本条件并没有因为发生非典疫情而改变。这包括:(1)巨大的市场潜力没有缩小。非典冲击只是推迟了某些方面的消费或者调整了部分消费取向,整体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没有削弱。今年1一4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8208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2158亿元,同比增长19.4%。(2)人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的优势没有减弱。接受非典冲击的教训,我国政府更加重视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政策和信息的透明度,投资环境将更趋完善。现在外商仍然看好中国市场和经济发展前景,在华投资的热情和信心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今年1—4月,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长50.1%,其中4月份增长27.2%;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增长51%,其中4月份增长37.2%,今后几个月即使有所回落,预测全年仍可比去年增长10%以上,达到600亿美元左右。(3)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包括基础设施和生产供给能力都没有因非典冲击受到削弱。(4)中国经济正处在周期上行区间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和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矛盾的发展,以及国内国际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原因,各国经济发展都存在周期性变化,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经济在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后,从1997年到1999年受国内国际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处在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而从2000年开始则处在周期上行区间,虽然2001年受世界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迷的影响,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但到2002年很快又回升到8%。今年如果没有非典冲击,按照一季度的发展势头,预测全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8%。从现在情况看,受非典冲击全年经济增长率将损失1个百分点左右,经济增长率将呈现一季度最高、二季度较低、三季度回升、四季度较高的格局。预测全年增长率仍可达到7.8%。年初提出的增长7%的预期目标可以实现并超过。

　　落实两手抓的政笨措施

　　记者:为了在战胜非典的同时,更好地实现今年经济发展的目标,你认为在宏观经济层面应当采取哪些政策措施?

　　林兆木:要全面落实中央关于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宏观经济方面主要是:(一)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今年发行14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加快国债投资进度,启动总投资750亿元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并适时调整国债资金投向,如增加23亿多元专项投资加快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去年会有所减弱,需要投资需求的带动作用更强一些。除了抓紧国债项目建设,更重要的是,尽快排除体制和政策障碍,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扩大在各个领域的投资。同时,继续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做好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等社会保障工作;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尽快推出汽车产业和消费政策,扩大普通住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促进消费较快增长。(二)做好出口退税等方面工作,保持外贸出口快速增长,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利用外资持续扩大。(三)今年第三产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为了减少非典冲击的损失,国家有关部门已决定对餐饮、旅店、娱乐、民航、旅游、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适当税收优惠政策;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适当增加信贷支持。应当抓紧落实这些政策措施。(四)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在非典冲击下,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因此要抓紧落实中央关于支持扩大就业的有关政策措施。(五)改革是战胜非典、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应当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经济改革、金融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更加重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记者:非典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扰乱经济社会生活,无疑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你认为从长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看,可以从这次非典突发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

　　林兆木: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是在同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发展过来的。这次在同非典的斗争中,我们开始不认识它,因而吃了点亏,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吃一堑长一智,现在非典已经引出了不少有益的话题:从革除不卫生的陋习、保护野生动物、改进楼房建筑设计,到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提高政府有关信息的透明度和危机应急处理能力,等等。在非典突然袭击面前,我们的国家、社会又一次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表现出许多积极的好的方面,同时也暴露出我们某些方面体制的缺陷和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亟待改革和加强。比如医疗防疫控制体系不健全、医疗设施严重不足,难以应对突发的重大疫病,其背后是财政投人不足,反映了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和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从大的方面说,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应当更加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基本的动力,因此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不仅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而且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各种服务部门的发展。因此有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吃够了苦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过去长期物资短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而特别重视经济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国发展阶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阶段仍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要贡视经济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社会发展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包括逐步增加对社会发展的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防止出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头重一头轻”、“一脚快一脚慢”的状况。

　　这里有一个全面认识发展的目的问题。我们过去常说,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对的,但实际上还应包括满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需要,全面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包括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更加殷实、富足,而且包括使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使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提出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这些方面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过去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在满足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特别是医疗卫生、全民健身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需要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我们要按照十六大精神,全面认识发展的目的和内容,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协调、互相促进。

　　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

　　记者:现在国内外普遍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最重要指标,用这个指标能不能综合反映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状况?

　　林兆木: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价值形态看,它是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增加值之和。GDP总量、人均GDP、GDP增长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及其动态变化的综合指标,并用以进行国家(地区)间的横向比较,或一个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但是,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GDP也存在不少缺点。对此,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有不少研究。研究者指出:GDP将好的产出和坏的产出,都一视同仁算在其中;GDP没有将污染、环境恶化作为成本加以扣除,甚至将其作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污染产生人体疾病,医疗费用因此增加,也算入GDP增长之中;GDP只记录看得见、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他对社会有贡献的劳务却摒除在外,例如家庭主妇或社会义务劳动的贡献都不计算在内;它并不把休闲视为一项价值,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空闲时间而提高其价值,高收入者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GDP不能反映经济的公平性,它只计算总产出,但不计算这些产出与财富重新分配的关系,等等。

　　针对GDP的缺点,国际上也出现了不少突破其局限性的尝试。197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其突破是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GDP中扣除。按照这样的计算方法,当时日本GDP年增长率8.5%,扣掉污染改善成本后只有5.8%。1989年,美国罗伯特·卢佩托等一群学者提出净国内生产毛额指标,主张将经济增长中引起的自然资源的耗损作为成本加以扣除。按照他们的计算,印尼从1971年至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GDP年均增长率只有4%。这项指标如何涵盖不能用市场价值(金钱)衡量的自然资源,如野生动物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共同提出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包括一些新的尝试,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它还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它更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力发展指标,最重要的突破是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扯、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认为所得越高就一定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加上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每一项指标包括人类行为中足以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活动,这些行为活动在可持续发展标准下的现状,目前有没有政策规范可以改善现状等。

　　可以看出,上述尝试围绕一个中心,就是在经济发展中要重视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这些命题在我国也很有现实针对性。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特别是水、石油、耕地等资源,人均占有水平更比世界平均占有水平低得多。我国现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水平不高,但是由于长期偏重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严峻;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趋势,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社会发展方面的投人不够,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因此也有必要强调,应当全面认识GDP,包括它的积极意义和它的缺点。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同时也要强调,绝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求得一时的经济发展。重视用GDP表示的经济增长率,但要拒绝“一切为了GDP,GDP就是一切”的片面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应当明确,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而且包括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还应看到,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增长指的是物质上、数量上的增长;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一个社会在生活质量、财富分配、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方面的进步。曾听到有人说,我们这里的政府是GDP政府,成天直接抓建设项目,搞招商引资。如果政府把应当由企业、市场做的事情抓在手里,那么必须由政府做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就会因为精力分散而不可能抓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事务主要由市场主体承担,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好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6月9日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