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科技实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放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国科技创新迎来了新的春天。为了总结中国科技改革开放经验，展望中国科技创新未来发展，三思派邀请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记录者、研究者，共同回忆改革开放之初那激动人心的“科学的春天”。

　　1977年8月：科教座谈会

　　《邓小平文选》上有一篇讲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1977年5月24日，小平同志跟于光远、邓力群、王震他们三个人的谈话。但是其实在此之前，5月12日，就约了方毅、李昌去谈话，两次谈话内容是基本一样的，这时候中央已经基本上明确邓小平出来工作了。小平同志给方毅讲，我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工作。他当时是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也就是除了军队的工作之外，政府工作他分管科教。《文选》上这篇讲话是于光远他们整理的。

　　十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就正式出来工作了。

　　7月29日，他找方毅谈话，“是不是约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开一个座谈会，我要亲自听听他们的意见”。意思就是要征求大家对今后科教工作怎么办的意见。

　　方毅同志回来就布置我们准备召开这个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科教工作座谈会”，8月4日至8日召开的，所以又叫做“八八座谈会”。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组织工作是我和童大林负责的，一起的还有科学院办公厅的明廷华和教育部高教司的司长刘道玉。当时教育部部长是刘西尧，刘道玉是刘西尧的助手，后来是武汉大学的校长。

　　我们当时和教育部商量，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科学口出一半人，教育口出一半人。他们提了一批校长的名字，比如说北大的周培源和沈克琦，当时周培源出差了，回来后只参加最后一天的座谈会。还有清华的副校长黄辛白。另外还有一些教授、副教授，像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查全性，南开大学的杨石先等等。科学界有十六七位，叶笃正、严东生、高庆狮、许孔时……一共是33位。另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于光远、刘西尧等等。

　　会议是8月4日下午开始的，小平一开始就讲：“这次会议四、五十岁的人占多数，比我岁数大的只有两三位，我看有希望。跟各位打招呼了没有？这次会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个世纪只剩23年时间了，我说赶超，至少接近，某些方面能接近、赶上当时的水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任务，从哪里入手呢？我的想法是从科研、教育入手，不从科研、教育入手，实现赶超是空话。”“科研怎么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么符合四个现代化和赶超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和具体措施都有些什么想法？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长篇大论。”“在中央分工时，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毅同志和我一块儿搞。具体事情是他主管这个口，我的任务就是放炮，助威风。”小平同志一再强调“会上的发言可长可短，可插话，什么话都可以讲，没有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会议由方毅同志主持，我有时间就一定来”。结果他是每次会议都来了，一次都没有落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非常大的影响。

　　一个问题是对“文革”前17年的科学教育工作怎样估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毛主席讲17年是黑线统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了。那么小平同志就要把它纠正过来。小平同志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不是讲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吗？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

　　第二个问题，会议决定了恢复高考。而且只是恢复高考还不行，要考试面前一律平等，要取消以往的政审制度，不搞“查三代”，看本人表现就可以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会上有很多人提出过意见，像温元凯，还有一些其他同志，都提出来要改革教育制度，恢复正规高校。但是都没有查全性的提法这么明确。查全性的发言是在8月6日的下午，他说，“现在的招生制度是个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应该改革这个制度，要恢复考试，考试面前一律平等。”小平同志非常欣赏他的谈话。小平当时就问刘西尧，“我们今年的招生进行怎么样了？今年高考招生来得及吗？”

　　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原有的“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了邓小平手中。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所以刘西尧说来不及了，但是要是推迟招生日期，那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于是，恢复高考的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会后就研究决定恢复高考，所以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进行的，这是我国教育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次高考与上次高考间隔了11年之久。

　　这次高考的意义非同小可，后来方毅同志讲，一个“考”字调动了几百万青年呀。在两千万下乡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一个浪潮，很多人纷纷要求回城，大家重新拿起书本学习，不再是“知识无用”了。此举不仅改变青年人前进的方向，而且改变了千百万家庭的命运，当年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了27万人。

　　8月8日小平同志在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是我整理的，就是《邓小平文选》上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在这个讲话里小平同志讲了六点意见，第一点意见就是前面讲过的“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第二是“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如何调动积极性呢？小平同志谈的很具体。比如要“在精神上使大家放下包袱”，什么是“包袱”，就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变成“劳动者”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提出“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可以说，小平同志考虑的非常仔细了。

　　第三是“体制、机构问题”。大家在会上提出，教育工作有教育部管，那么科学工作呢，也应该有一个统管科学工作的机构，很多同志提出应该重建科委。小平同志说：“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什么时机合适？怎样组成？要经过中央、国务院研究，暂时不作结论。但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都要搞统一规划。”另外，在这个问题里还谈到了要保证科研时间，他说“会上大家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

　　第四是“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提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

　　第五是“后勤工作问题”。主要就是增加经费，创造条件，解决具体问题。

　　第六是“学风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同时要恢复学术期刊。

　　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没有讲稿的，但是，这又是小平同志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方毅同志非常积极地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方毅是国务院科教小组副组长，小平是组长。

　　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当时是以内部文件下发的。同时，根据小平的讲话精神，以教育部理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日报》（9、10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否定“两个估计”，为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的平反，重新正确评价前17年的科教工作。文章是罗劲柏主持起草的，他是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手下的，也参加这个会议了。

　　起草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一开头，胡乔木从汪东兴那里拿来了迟群的笔记本，里面前前后后记着一大堆毛主席讲的话，其中有一句话，“对17年的估计，毛主席并不赞成”。他想用这个记录，作为这篇文章否定两个估计的根据。我跟罗劲柏说，这个立论的论据太可怜了，如何理解这句话？如果迟群说记得不准确呢？因为从笔记里看，毛泽东说的是什么意思，“不赞成”什么？也不是清清楚楚的。而关于那两个基本估计，其实都是毛主席圈阅过的。

　　“八八座谈会”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建设中国不能靠阶级斗争为纲，必须把精力转到四个现代化上。建设国家就得搞科学、搞教育、搞人才。你没有知识，你没有人才，搞什么呢。所以讲“拨乱反正”，是从科学口开始的，因为邓小平最早抓的是科技口。虽然后来进一步提出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从开始就已经意识到，建国以后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

　　这个会议在科教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马上就传达下去了，大家都很兴奋。但是由于终究是一个小会，虽然有口口相传，在全国的影响还是远不如后来的科学大会。如果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那么这次会议就是预示春天到来之前的一声惊雷。

　　1977年9月：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

　　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是华国锋提出来的。1977年5月30日下午，方毅、李昌和武衡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华国锋提出，考虑要开一个全国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因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都开了会，科学界也应该开一个会。会后，方毅就召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办、国家计委、教育部、石化部、卫生部、农林部、一机部等单位负责人，讨论成立由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落实筹备工作。6月初，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方毅任组长，包括李昌、武衡、张爱萍、李耀文、邹家华、姚依林、刘西尧等16人组成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了若干个工作组，比如秘书组、文件起草组等等。筹备工作包括起草会议的主要文件；编印《简报》；审定100多份典型材料；评选先进集体814个，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1158人，优秀成果7000多项；筹办了民口和国防口两个科研成果展览会，等等。

　　童大林和我负责文件起草组的工作。

　　8月中旬召开了中共十一大，大会报告中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9月5-15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讨论了我们代中央草拟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研究了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典型材料、评选办法、规划工作、成果展览等各项筹备工作。会上还印发了叶剑英副主席为科学大会写的五言绝句《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9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同一天，中央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任命方毅为国家科委主任。

　　《通知》长达12页，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肯定20多年来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科技人员的努力，同时提出，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等等。这些都是“八八会议”上大家提出来的。这个文件下发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就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9月21日，中科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通知》和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的精神。9月23日，《通知》在电台、报纸全文广播和刊登公布，直接同全国人民见面。

（作者为民生智库高级顾问、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