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到2003年1月，吕日周在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并且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这位曾经的大学生、工人、“学大寨”的生产队长、县委书记、市长、省体改委主任、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如今的职务是“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名誉会长”。

　　3月6日，本报记者赶赴山西，专访了吕日周。

　　结识吕日周

　　3月6日，记者赶到吕日周家中时，他正躺在地板上休息，腰间缠着一条宽宽的理疗带。

　　吕家的客厅陈设很朴素，客厅一隅放了几盆鲜花，墙上挂着一幅全家福。一面墙边的书橱里摆满了书籍，办公桌上除了一个台灯外，也几乎堆满了书籍。

　　看到记者到来，他起身迎接，招呼记者坐到沙发上，记者才定睛细看眼前的吕日周：典型“黄土高原”式的汉子，几笔粗线条就可以描画他的面部轮廓——浓眉毛、大框眼镜和一双厚唇。吕日周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他最近刚动了一个小手术，伤口还没愈合，医生建议多卧床休息。最近一段时间，他就是在家看看书，多躺着休息，争取尽快康复。

　　由于一直在山西生活的缘故，吕日周说的话山西口音较重，但认真听还是能听明白，他就将自己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娓娓道来，再加一些感悟，便引得现场欢笑不断。没有明显的官腔，相对亲和，有含蓄的幽默感。

　　吕日周，这位曾经不时见诸报端的改革人物，并未因职务的变化，改变他一向直言的个性。如今的他，还像从前那样，对社会热点保持着非同一般的敏锐观察。

　　纵论改革

　　2014年11月9日上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说，我们要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而将更多机遇留给勇于和敢于、善于改革创新的人们。在新一轮全球增长面前，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我们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激励创新，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式，不断寻求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吕日周谈到，“其实我们有相当多的空间去改革。比如说，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干部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这就是我们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变、共产党领导不能变，民主集中制不能变。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共产党要怎么领导？民主集中制要怎么实行？”

　　“我觉得我们改革到今天，有三个矛盾要解决。首先是解决党与民的关系，就是我们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干部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方面问题不少。光解决干部的作风还不行，还必须要带动老百姓参与执政。执政是人民的执政，我们不能代替人民执政，一定要坚持代表、带领、带动人民参与执政和党管干部的原则，把某些地方代替人民执政和代替人民管理干部的错误倾向扭转过来。

　　第二是解决党与官的关系，就是党与干部的关系。执政党必须运用‘自逼机制’使上来的干部必须为民干活，通过‘追责机制’使不干活的干部不要停留在现在的岗位上。另外，要把表现好、老百姓认可的干部通过创新的民主集中制提拔到各级领导干部岗位上。我做市委书记时使用了‘自逼机制’，我在工作岗位上就提出了几句话，‘谁不干干谁、谁不吃苦苦谁、谁不打扫卫生打扫谁、谁不调整经济架构就调整谁’。

　　第三是解决党与廉的关系，这里不仅要抓案例，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制度上下深工夫、苦工夫。比如说对于广大干部的福利待遇货币化，又比如说我们干部队伍太庞大，要启动‘转业干部’的体制解决减少干部后提高待遇问题，再比如说要明确因贪处分干部的度量衡标准，并严格执行之。改革必须要搞，现在不搞今后会痛苦，这一辈子人痛苦，下一代人也会痛苦。改革不要怕吃苦，最终党和人民会肯定你。”

　　吕日周认为，我们就应该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指导，走改革创新的路子。他个人总结，中国要发展，就是进行四个方面的竞争。

　　第一是产品的竞争。通过产品竞争使企业得到发展，一些没有创新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这样必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是单位和单位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系统和系统之间进行竞争，产生社会体制改革，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当今世界上地方之间的竞争有70多个标准。其中一个标准就是看抽烟人的多少，抽烟的人在这个县多，这个地方就是落后的，抽烟人少的地方就是进步的。第三是文化的竞争，谁能获得为全世界服务这样的文化，谁就能最后胜利，否则就会失败。人要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积极主动地参与竞争，这样才有出息。第四是党政干部之间的竞争，由过去出现的潜规则的负面竞争现象发展为客观度量衡的正面竞争，让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振兴中华民族。

　　芝麻和西瓜的故事

　　听到记者询问在长治改革故事时，吕日周陷入深思，向记者回忆说，“我从长治市调走时，最后解决的是一件关于西瓜的问题。有位老百姓种了2亩半西瓜，乡干部把西瓜分了吃了。老百姓要钱，干部说没有钱，找理由一再推托，推了两年都没有给钱。结果老百姓说，种什么都不能种西瓜。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件事，于是找人处理。有人说，吕书记，你就快调走了，为什么还要管这么芝麻大的小事情呢。我说，为什么是芝麻？本来就是西瓜！为什么硬要把西瓜说成芝麻啊！”

　　“我找到相关责人说，乡干部如果没有钱可以打报告申请，吃西瓜没有钱，县里面给补助点也可以，不要占老百姓的便宜啊。县里有钱就拨一些，如果没有钱可以向市委市政府请示，市委没钱向省委省政府请示，想吃西瓜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最后一算，总共20多块钱，凑了凑就齐了。把那位农民叫来，他满脸流泪地说，‘感谢党、感谢党，党给我把钱要来了’。我说，我代表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向农民鞠三个躬，说我们对不起你。结果这位农民哭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哭。后来我说，不光是西瓜，有没有吃白菜的，有没有吃豆腐的？不允许这种现象发生，要举一反三，解决问题，还要追究责任。吃西瓜这件事，把钱交了就算了吗？要弄清到底是谁的责任？为什么不给人家钱？长治有一位卖豆腐的人，走到乡政府门前不敢穿鞋，而是用手提着鞋走。我说你为什么不穿鞋啊？他说乡政府的人要是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向我要豆腐了。这样做怎么行？处理问题不能说完就完了，责任人必须接受处分。”之后没几天，吕日周就调走了，他说后来就不知道追究还是没追究更多干部没给钱吃百姓东西的事了。

　　新媒体潜力大

　　记者采访过程中，陪同采访的山西改革创新研究会的小田不时用微信记录下采访短视频，记者同吕日周的聊天的话题也转移到了新媒体上。吕日周认为，现在，人们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知识经济时代”和“注意力经济时代”，“数字化生存”的概念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传统媒体相比，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传播的过程中都显示出了很大的优势。新媒体能满足人们多样的心理及实际需求。比如微信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行为方式和沟通方式，使得人们在网络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与现实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关联和反差。这种关联和反差既能让人自由地远离现实社会，又能让人无界限地融入现实社会，它能最大化地满足人们多样的心理及实际需求。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接收、反馈的过程中，改变了人们旁观者的身份，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媒体上检索、接收、分享、传播信息，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人们参与信息传播过程的需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人们的表达权、参与权等也就得到了更大的实现，互动的形式也更为多样化。新媒体以强大的信息狂潮，不仅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同时对人类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正是新媒体受到重视的最重要原因。人们在网络媒体当中，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实现个性化阅读、收听和收看，既能接收信息又能发布信息，可以在网络上购物、社交、处理商务及公务事件，可以享受其它媒体所不能实现的诸多功能……人的生活对于网络一旦从需求转向依赖，新媒体对人生活就能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人物简介吕日周

　　生于1945年的吕日周，是山西大同落阵营人，196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任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名誉会长。

　　1975年，他开始做村生产队长、在大队当总支书记，是大学生村官。

　　1983年后,历任中共原平县委书记、忻州地委委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五届候补委员；中共朔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山西省体改委副主任、主任等职；2000年后，历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第八届委员、党的十六大代表。2003年初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1969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大同齿轮厂做过锻工的他，敢想、敢说、敢做，是一个改革实践者。他领导的原平改革经验曾轰动一时，他当原平县委书记期间，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举措；1989年，吕日周出任朔州市首任市长，“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再次轰动全国。1990年，吕日周调任山西省体改委，历任副主任、主任和省政协常委，他开始了调查和研究工作，写出了50多万字的有关山西省情分析的系列文章；2000年2月，在沉寂十年后，吕日周重新出山，担任长治市委书记，引发长治“政治地震”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吕日周著有《中国县级综合改革战略》、《山西省国企改革指要》、《在生活的激流中》、《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吕日周自选集》(共五卷：省情卷《吕丁解晋》、太原卷《三晋触怀》、晋北卷《雁北听风》、长治卷《在天下脊》、附录卷《我行我述》）等30部作品，共1000多万字。

（作者为民生智库高级顾问、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