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文明互鉴，是人类文化交流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重要规律。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文明互鉴有着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可见，文明互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要深刻把握文明互鉴，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互鉴。鉴，最早是指映照的工具——盛了水的大盆，类似于后来的镜子，也有照镜子的意思。互鉴就是互相照镜子，后引申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这里介绍一个佛教典故，叫“灯镜之喻”，出自《华严镜灯章》，“於一暗室。中供五佛。像前各然一灯照之。取十圆镜。安置十方。面面相对。影影交涉。学者因此。悟入剎海涉入重重无尽之旨。”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暗室放置五座佛像，并在每座佛像前点燃一盏灯，也就是一支蜡烛。然后，在佛像两边各放一面镜子，使其面面相对。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左边镜子里不仅有镜前的佛像和燃灯，还有右边镜子中的佛像和燃灯以及左边镜子中的镜像。也就是说，面面相对的两面镜子对佛像和燃灯形成了交互反射，呈现出“影影交涉”“重重无尽”的镜像。而这种镜像，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互鉴。

　　那么，文明互鉴呢？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会形成一种认识，这就形成了一种反射，也许会与其原本的表达有所偏差。然后，这种带有偏差的认识又对外来文化创造者、继承者形成一定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新的认知，从而推动了这一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外来文化来说，我们所形成的带有偏差的认识，是对其的一种反射；而这种认识之后又作用于创造者、继承者，使他们产生新的认知，是对其的交互反射。人类文明就在这样的“影影交涉”“重重无尽”中不断向前迈进。

　　举个例子。2021年，中国翻译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本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最终完成。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性著作。明清时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认识到要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宗教主张，首先要尊重中国的文化，要学习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于是，包括柏应理在内的一些传教士，翻译完成“四书”中的三部《大学》《中庸》《论语》，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

　　但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礼仪之争”。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乡绅、儒生，都有拜神、祭祖、祭孔的传统，即使入教也未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人既拜自己的祖宗、圣贤，也拜西方的上帝。而这在天主教是不被允许的，违反了“天主十诫”，因为天主教只能拜一位神，就是上帝，就是耶稣。但若是这样，让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去拜上帝，那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去信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不会顺利进行。由此，耶稣会就实行了一种调适的路线，就是允许中国人既保持自己的传统习俗，又可以信仰天主教。这就是利玛窦主张的“求同存异”的传教路线。后来，这一传教路线在耶稣会内部产生很大的争论，从而将如何看待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由耶稣会内部扩大到来华各修会之间，甚至到了罗马教廷，引起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讨论。

　　在“礼仪之争”的过程中，柏应理最终完成了《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翻译工作，并在欧洲出版发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对儒家思想西传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意，中外文化交流早在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早期是感官上的、外在的，如《马可·波罗游记》，而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是观念上的、内在的，如《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所产生的影响与早期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出版，是文明互鉴的第一鉴，就是用欧洲的镜子照中国儒家思想；而反过来第二鉴，就是用中国的镜子去照欧洲镜子中的中国儒家思想，也就是把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翻译成中文出版，给中国人看。目前，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这部书的中文版。那么，这项工作有没有意义？我认为意义重大。首先，西方传教士要理解中国古汉语，然后才能把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或是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解读会加入一些西方哲学思想。这样，中国儒家思想就在西方人眼中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果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儒家思想再翻译成现代汉语，汲取其中精华，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发展，这就是文明互鉴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那么，除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西方传教士还翻译了哪些中国传统经典著作？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翻译出版了《中华帝国六经》，该书包括《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以及《孝经》和朱熹的《小学》，是“四书”在欧洲首次完整翻译出版。卫方济翻译出版了《孟子》，弥补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不足。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孝经》和朱熹的《小学》。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部书？《孝经》比较好理解，它是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而朱熹的《小学》呢？《小学》是一部传统的启蒙教材，内容是教育儿童如何处事待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尊敬长辈的，对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和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卫方济翻译出版《小学》，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支持利玛窦传教路线的立场，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是一种传统习俗，不属于天主教所禁止的偶像崇拜。总之，《中华帝国六经》的出版在西方影响巨大，很快就被转译为法文、英文等。这是第一鉴，西方人看中国经典，而第二鉴，我们的专家学者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待出版后就能看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经典。“影影交涉”“重重无尽”，这就是互鉴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先秦传承发展至今没有太大变化。但实则不然。历史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就是和文明互鉴相伴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开始，形成理论形态，但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而这样的文明互鉴过程，自秦汉以来，大规模的就有两次。一次来源于印度，就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来源于欧洲，就是基督宗教的传入。从地理位置上说，印度和欧洲都位于中国的西方，都可以说是“西学”。简单地讲，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600年的交融，到唐朝发生了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的历史事件。另外，明清时期，基督宗教的传入，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文化，更带来了西方的哲学、思想、技术等。

　　下面，我们分别做进一步探讨。

　　二、中国历史上的文明互鉴：佛教和佛学的传入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中国古代称其为天竺。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与融合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即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大家知道，洛阳有个白马寺。据记载，公元64年的一天，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西方有异神。梦醒后他便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一走便是整整3年。直到公元67年，一行人万里迢迢，自天竺返回洛阳，同行的还有两名天竺僧人（迦摄摩腾、竺法兰）和一匹白马、几箱经书。公元68年，僧院建成，汉明帝因念白马驮经有功，便将该僧院命名为——白马寺，成为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标志。

　　最初，人们以为佛教与道教差不多，也是羽化成仙之术。但是，随着对佛教著作翻译的增多，人们不仅改变了这一看法，还对佛教的认识与理解越来越深化。换句话说，在中国，从佛教到佛学，需要翻译、整理大量佛教著作，从而形成本土化的理论体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盛行，佛经的翻译也大规模展开，并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位于陕西户县的草堂寺，创建于东晋，是中国第一座国立翻译佛经译场，也是佛教三大译场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译场，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公元401年，后秦高祖皇帝姚兴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居于此，苫草为堂翻译佛经，由此得名草堂寺。当时，译经的队伍非常庞大。据记载，助鸠摩罗什译经的名僧有“八百余人”，远近而至求学的僧人则有三千之众，鼎盛时期甚至达到五千人。另外，鸠摩罗什精通梵、汉两语，在他的主持下，译经改变了过去硬译、直译之法，采用意译、音译，译出的佛教经典，不仅准确表达经文原意，而且行文流畅，文字优雅。可以说，他是把梵文佛经译成通顺易懂的汉语的第一人，毕生译出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诸多经典，极大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五六百年的交融，中国的佛教与佛学得到巨大发展。可见，文明互鉴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在进行当中。到了唐朝，人们对佛教和佛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受经文太少所限，仍有无法解决的疑惑。于是，就有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还留下了《大唐西域记》这一重要文献。不仅如此，据记载，玄奘此行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佛教和佛学的发展。这体现了文明互鉴的一个方面，就是佛教的传入，而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佛教佛学向外传播，比如鉴真东渡。我们知道，唐朝僧人鉴真为了传播佛法，普度众生，做出六次东渡日本的壮举，最终到达日本时已经双目失明。他把中国的佛教与佛学带去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医学、建筑等方面的发展，为中日文化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总之，经过文明互鉴，中国的佛教与佛学不断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中，有许多词汇就来源于佛教，像实际、世界、平等、大无畏、相对、绝对、觉悟、自觉、一针见血等。再比如，反切是古人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外来佛教影响，逐步发展起来，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巨大。这都是文明互鉴成果的体现。

　　三、中国历史上的文明互鉴：基督宗教的传入

　　基督宗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也称基督教。换句话说，就是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罗马公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一般来说，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景教的传播与发展；第二阶段，元朝时期，景教再次发展起来，被称为“也可里温教”；第三阶段，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这是我们这部分交流的重点；第四阶段，鸦片战争时期，基督教凭借西方列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得以立足。

　　这里，主要介绍明清时期天主教的传入，以及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交流活动。当然，天主教有很多修会，但最主要的是耶稣会。那么，天主教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这个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我认为是1552年，也就是明嘉靖三十一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时，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则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因此萌生了到中国传教的想法。1552年，沙勿略搭乘“圣十字”号抵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因明朝海禁无法入内地传教，不久即病死岛上。正是这一年，他的继承者利玛窦诞生。

　　1578年，利玛窦踏上了远赴东方传教的旅程，他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当时，葡萄牙在远东享有“保教权”，即所有从欧洲前往东方传教的，都必须经过葡萄牙同意之后才能乘坐葡萄牙的船只从里斯本出发，并且持有葡萄牙的护照，前往东方。之后，他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果阿。1582年，他又从印度果阿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辗转来到了中国澳门。1583年（万历十一年），他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就此开始了也许会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启了西方文化在观念形态上与中国文化的正式接触。

　　利玛窦来到肇庆后，建造了一座两层小楼，取名仙花寺。在这里，他绘制出了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中文世界地图。1602年，在李之藻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了《坤舆万国全图》，并印制保留下来。目前，中国学者对这副地图已展开多年深入研究，出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另外，传教士汤若望修改历法，制出火炮，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可见，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不仅带来了天主教，还把欧洲的天文历法、科学技术、音乐绘画艺术等也带了进来，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中，以耶稣会士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学”思想，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首先，传教士的到来，使中国人通过“地图”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开端。其次，晚明王学的反传统思想以及清初的实学与“天学”的进入形成了某些互动。

　　在晚明的王门后学思考和酝酿对理学进行新开拓的过程中，“天学”无疑为晚明思想界注入了新的资料，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初。但“天学”中的科学与实用技术（如火炮与水利）更受到重视与欢迎。比如，由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耶稣教会士熊三拔合作译著，介绍西方先进水利技术的专著《泰西水法》，在明清时期就颇为流行。明末北方大儒李二曲(李颙），主张“明体适用之学”，其中“明体类”是理论观念层面的，“适用类”是实用技术层面的，其中就包括《泰西水法》。我们看，这也是文明互鉴的一种成果，我们把认为可用的流传了下来。也就是说，对于“天学”中的“理”的层面，则被忽视。乾隆时期，清政府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屏黜了“天学”中的“理”层面的内容，包括基督教神学、哲学、伦理学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后人对“天学”的全面探究。

　　晚明时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学说，称“西学”，也称“天学”。明末中国学者李之藻汇集传教士中文著作，题名《天学初函》，共收录传教士和中国文人的著作二十部，其中“理编”十部，“器编”十部，现收录在梵蒂冈图书馆。当年，一些西方传教士不仅翻译出版了很多中国经典著作，而且还把大量的中文原本著作带回欧洲研究，现都收录在欧洲的一些图书馆，如大英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交流交往的加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经典译著也愈加深入。这就是我们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所做的工作。

　　后来，由于“礼仪之争”，很多传教士在康熙时期都被逐出中国。当然，也有一些因为会修钟表、会弹钢琴，或是精通某一领域技术等，永远留了下来，死后也葬在了这里，没能再回到欧洲。可以说，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比如，有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为了方便学习汉语，发明了拼音。前面提到，中国古代用“反切”给汉字注音，也是文明互鉴的成果。其基本规则就是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在实际操作中繁琐且不易读准。对外国传教士来说更是如此，要认识一个汉字就要认识另外两个汉字，无疑增加了学习汉语的难度。怎么办呢？有传教士发明了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这就是最初的汉语拼音。

　　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之后，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在利玛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汉语拼音专著——《西儒耳目资》。起初，编写这部书是为了方便西方人学习掌握汉语汉字。书名中的“西儒”，说明作者本人是喜欢中国文化的西方人；“资”有帮助之意；耳朵可听字音，但不见字形，本书可从音查出字，这就补充了耳朵的欠缺，此即“耳资”；眼睛可看字形，但不闻字音，本书可从字查到音，这就弥补了眼睛的缺陷，即“目资”。

　　后来，因为这种方法比“反切”简单，而且注音更准确，引起了当时中国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其中，就包括明末著名的科学家、语言学家王徵。他不仅筹资刻印该书，还亲自作序。王徵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曾连续九次进京赴考，除一次因家中有事未参加考试外，其他八次均未考中。直到第十次赴考，在机缘巧合之下，他认识了传教士，在教堂的图书馆中看到了很多关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深受其用，便受洗奉教。此后不久，王徵就中了进士。这使其深信自己的登科是因为天主的默佑。王徵从政后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后以经算教授乡里，对传播西方科学、促进文化交流卓有贡献。

　　刚才讲到，基督宗教进入中国后，有的传教士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经典著作，同时把很多中文典籍带回欧洲，也都收入梵蒂冈图书馆。1922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受梵蒂冈图书馆之邀，对馆藏汉籍进行了最早的编目，即《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据了解，当时馆藏汉文书籍1200余种。随后，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在此目录基础上，先后完成《梵蒂冈图书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两个细化的版本，其中，后者包括了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至此，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具备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图书目录。可见，文明互鉴，可以是一元的，也可以是多元的。

　　综上，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文明互鉴，第一次是佛教和佛学的传入，第二次是基督宗教的传入。那么，如何看待这两次文明互鉴？我们先用历史的镜子照一照，再用今天的镜子看一看。也就是说，只有了解了历史上的文明互鉴，才能在今天形成另外一种互鉴，即历史和今天的互鉴，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可见，文明互鉴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文明互鉴的角度看，各美其美，就是通过照镜子，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美人之美，就是通过照镜子，要看到人家的优点和值得学习的地方。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美美与共。最后，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和目标。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我们研究文明交流互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