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准确研判我国城市发展新形势，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一、城市更新的内涵

　　什么是城市更新，我想从理论维度和政策维度来阐述城市更新的内涵。

　　从理论维度看，最早关于城市更新内涵的表述，可以追溯到1958年8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第一次城市更新研讨会。会议指出，所有有关城市改善的建设活动，可以称之为城市更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和博格认为，如果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体，那么其动态变化的过程就会出现成长、成熟、衰退、没落或更新等现象。城市更新是城市在生长过程中必然要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其表现形态就是城市物质结构、空间结构的一次次变迁。城市更新是永续不断的过程，伴随城市产生、发展的始终。

　　从政策维度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021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要求“坚持划定底线，防止城市更新变形走样”，提出三个“严格控制”：一是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20%；二是严格控制大规模增建，原则上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建比不应大于2；三是严格控制大规模搬迁，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居民就地、就近安置率不宜低于50%。此前，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城市更新主要是指对城市建成区（规划基本实现地区）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的持续完善和优化调整，是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更新。”

　　因此，可以看出，我们对城市更新在理论维度和政策维度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城市更新的理论内涵更宽泛，是广义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政策内涵更精准，可被视为狭义的城市更新，是不包括大拆大建、推倒重来式的城市更新，实质是有机更新。

　　二、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背景和意义

　　（一）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背景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7.9%上升到2021年的64.7%。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城市数量从不到200个增加到超过660个，建制镇从2000个左右增加到21000多个。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扩张过快。2000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了70%，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大幅下降。

　　1.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每个城市都‘摊大饼’式地扩张下去，农田、菜地、绿地一环又一环被水泥所吞噬，城市建成区越摊越大，就会摊出不可治愈的城市病，甚至将来会出现一些‘空城’、‘鬼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尤其提到北京、上海、深圳的开发强度已经远超日本三大都市圈、法国巴黎大区和德国斯图加特地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腰围都要不断扩大。”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发展提出24字方针，即“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

　　2.我国超大城市要求实现减量发展

　　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北京市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提出“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中心城区规划总建筑规模动态零增长”。《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严守土地、人口、环境、安全四条底线，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内，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

　　（二）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意义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按照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城镇化率达到30%左右的时候，城镇化就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达到60%左右的时候大概率会进入平稳的中后期发展阶段。所以，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正处于由加速发展阶段向平稳的中后期发展阶段过渡，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到“十三五”末期，我国城镇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均接近90%，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85%。城市是扩内需补短板、增投资促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战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谋划推进一系列城市建设领域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有利于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发展新动能，畅通国内大循环。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城市建设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和过度房地产化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开发建设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转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将建设重点由房地产主导的增量建设逐步转向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的存量提质改造，促进资本、土地等要素根据市场规律和国家发展需求进行优化再配置，从源头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举措。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一些城市发展注重追求速度和规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碎片化”问题突出，城市的整体性、系统性、宜居性、包容性和生长性不足，人居环境质量不高，一些大城市“城市病”问题突出。通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推动城市结构调整优化，提升城市品质，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三、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北京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五子联动”是北京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城市更新的政策法规

　　作为我国第一批开展城市更新工作的试点城市，北京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更新的政策法规，立足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规划在城市更新中的引领作用。2021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8月发布了《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2025年）》。2022年5月，《北京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规划）》发布，11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并决定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城市更新包括居住类、产业类、设施类、公共空间类、区域综合性等5大类、12项更新内容。具体包括：以保障老旧平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居住品质为主的居住类城市更新；以推动老旧厂房、低效产业园区、老旧低效楼宇、传统商业设施等存量空间资源提质增效为主的产业类城市更新；以更新改造老旧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保障安全、补足短板为主的设施类城市更新；以提升绿色空间、滨水空间、慢行系统等环境品质为主的公共空间类城市更新；以统筹存量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布局，实现片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综合性城市更新。

　　（二）关于城市更新的北京特色

　　相较于国内其他大城市，北京的城市更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更新，目标更综合、要求更严格、实施标准更高。北京的城市更新，是千年古都的城市更新，是落实新时代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城市更新，是减量背景下的城市更新，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更新。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课题，北京坚定不移地走减量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之路，展现了具有北京气息的城市更新路径。

　　（三）关于城市更新的有益探索

　　1.立足老城保护，推动“保护性更新”

　　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创新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建、申请式退租等政策，以应保尽保为目标、以更严格的措施、更常态化的制度深化历史文化街区的有机更新。不断推陈出新的更新政策也为中轴线申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重点文物腾退增添了新动力，为街巷环境整治提升、传统院落格局恢复注入了新活力，为擦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金名片赋予了新动能。东城区的雨儿胡同，在自愿申请式腾退基础上，探索建筑、居民、文化的“共生院”模式，从街巷整治向街区更新转变；西城区菜市口西片区，在保障对保障的基础上，授予城市更新服务运营商“公房经营管理权”，实现了“企业有收益、社区有改善”。

　　2.立足首都发展，推动“功能性更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城市功能定位、发展方式、发展动能都在转变，产业结构也在调整，老旧楼宇与传统商圈的改造升级、低效产业园区“腾笼换鸟”、老旧厂房更新改造都是当前的重要途径。为支持工业用地转型升级，北京市出台了《关于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工厂盘活变身创意文化园，国企大院转型人才长租公寓，东城77文创园、西城天宁1号、海淀768产业园、丰台1897科创园等以工业遗产保护为特色，纷纷实现了“华丽转身”。

　　3.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保障性更新”

　　在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下，北京的城市更新注重存量资源的“腾笼换鸟”和存量空间的留白增绿，“见缝插针”补齐民生设施短板，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效率、人居环境品质。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北京积极探索多方共担筹资模式，推广“劲松模式”“首开经验”。东四街道“一院一策”的美丽院落改造、椿树街道的1公里胡同慢行系统、中关村众享荟口袋花园、百子湾路街角的“井点”小微空间等一大批项目深受欢迎。

　　4.立足首都治理，推动“社会性更新”

　　近几年，北京在全市街道乡镇中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以专业力量助力基层开展城市更新工作。各区和属地街道充分发挥责任规划师桥梁纽带作用，深入社区开展需求调查，形成居民急需的服务“菜单”，引入社会资本等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打通规划、设计、施工、物业管理全流程路径，将社区的闲置低效空间改造为全龄友好的公共空间，不断提升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

　　（四）案例：朝阳区望京小街改造提升项目

　　2022年7月12日，在首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上表彰了入选“首届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评选活动”的16个“最佳实践”项目和18个优秀案例。在这里，我重点讲朝阳区望京小街改造提升项目。

　　望京小街，地处朝阳区望京地区，长380米，紧邻首都机场高速大山子出入口和地铁14号线望京南站。小街周边分布着上千家涉外企业，以及众多世界五百强企业。小街周边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也有798艺术区、751D·PARK北京时尚设计广场等文化地标，具有先天的时尚文化基因。望京小街辐射10万居住人口和8万办公人群，曾是望京地区的商业中心、活力中心，但随着商业模式和用户习惯的改变，望京小街逐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望京小街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供需错配，商业品牌低端、业态传统，国际范儿、时尚范儿不足，与望京地区国际企业众多和高素质人才的高品质需求严重错位；二是秩序管理较差，步行环境不友好，外卖、共享单车无序停放，道路空间被侵占；三是环境质量较差，路面铺装老化、设施陈旧、广告牌匾设置较为凌乱。

　　望京小街改造提升项目，有以下特点：一是更新主体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有为政府体现在，望京街道工委建立了望京小街党建协调委员会，万科、方恒、中央美院等辖区党组织加入，汇聚区域党建合力。在朝阳区委、区政府的全面统筹下，召开区级层面小街治理调度会10余次，街道级“吹哨报到”上百次，区长级层面调度会10余次。有效社会资本体现在，政府投入1300万元实施小街市政、绿化、街景改造提升，万科出资3500万元，方恒出资500万元，投入小街的艺术装置、显示大屏、夜景照明等，提升步行街的整体效果和艺术气息，开展空间更新和业态升级。

　　二是在更新内容上，着力打造有活力的公共空间。在改造过程中，望京小街从一条车行道转变为步行街，并且打开地下一层的中庭，开展了室外的外摆经营，举办各类特色文化活动。国家要求，城市街区和道路要有人情味，要为居民骑车散步、逛街购物、餐饮会友、休闲娱乐提供方便，形成综合功能的街区。

　　三是望京小街改造提升项目符合城市规划规律。城市公共空间的生活是城市中最有魅力的因素。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将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必要性活动，比如上班、上学、购物、候车等；第二种是自发性活动，是指人们有参与的意愿，且在时间、地点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比如散步以及坐下来晒太阳等；第三种是社会性活动，是指在公共空间中有赖于他人参与的各种活动，比如互相打招呼、交谈等。要提高公共空间的质量，最核心的就是要延长必要性活动的时间，促成大量的自发性活动，进而间接地激发社会性活动，通过增加社会性活动，大大增加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有一句话是“一切有空间的地方皆能停留，一切能停留的地方皆能交往，一切有交往的地方皆有效益”。

　　（五）关于城市更新的存在问题

　　虽然北京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方面做出许多有益探索，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北京的城市更新工作任重而道远。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拥有2000多万人口，存量用地约为2460平方千米，各类存量待更新建筑约为25.4万栋，总面积约为2.45亿平方米，存量用地和建筑空间范围广、规模大。

　　一是北京市城市更新工作缺乏顶层设计与统筹，城市更新的总体目标、更新要求、更新方式、实施路径尚不明确，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居民等各方对城市更新的认识不一致，很多城市更新项目都为“零星盆景”，没有形成“连片风景”。二是在实施层面痛点突出，政策支撑有待完善。比如，适用于城市更新的标准、技术规范尚不完善，更新项目的审批流程与实施路径尚不清晰。三是社会资本积极性弱，激励机制有待探索。四是城市更新的主体众多，矛盾交错复杂，跨部门、跨主体协调难度大、周期长，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协同机制不完善。

　　未来，北京的城市更新工作应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突出街区统筹，加强多元共治，创新政策机制。

　　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三个他国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后，我想讲一讲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世界城市的城市更新案例，希望这些案例能对北京继续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带来启发。

　　（一）纽约高线公园

　　高线是纽约曼哈顿西侧的一条高架货运铁路，位于街道上空30英尺的半空中，总长约2.4公里，跨越22个街区。这条高架货运铁路曾经是纽约的生命线，为纽约市民提供食品与日用品。20世纪50年代，卡车和公路运输迅猛发展，火车和铁路运输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且纽约市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倚重金融业，疏解工业和制造业，这条货运铁路的使用率直线下滑。20世纪80年代，高线彻底停运，周边地区逐渐衰败，甚至成为滋生犯罪活动的温床。周边业主等社会各界都提议拆除高线。

　　1999年，民间创立了非营利性组织“高线之友”，提出要保护高线，留住并重新利用这份工业遗产。2003年，“高线之友”举办了一场“创意竞赛”，收到了来自36个国家或地区的720个关于公园可能使用方式的想法，其中包括既不现实也不实际的想法，例如建过山车或修游泳池。但是，这些好的点子突破了人们对高线利用的思维限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式来解决高线问题。在当时的市长和市议会的大力支持下，“将西切尔西特区的高线改造公共花园”的提案通过了。于是，高线以“铁路青蛙化身为公园王子”的标题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这个设计的理念是将绿植与步道空间进行组合，营造出更多绿植空间同时组织出更多步道空间。然而，当大家看到渲染图时，都说建不出来，还说这个城市将成为永远的笑柄。2009年6月，高线公园一期完成，向公众开放。当公众第一次踏上修复之后的高线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空间。在这里，大家可以逃离都市的喧嚣，尽情地放松。

　　在高线更新之旅的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非营利性组织“高线之友”，成为高线更新计划的重要推动者。应该说，没有“高线之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线公园。初期，“高线之友”负责统筹高线公园的规划设计，与高线铁路的产权方、纽约市政府、纽约市议会沟通交流。在高线公园正式开放以后，纽约市公园管理局给“高线之友”颁发执照，由其负责运营和管理公园，管理局只做监管，权力完全下放。

　　我们可以从高线公园的建设和其运营费用的筹集来看“高线之友”所发挥的作用。高线公园总体设计和建设投资为1.53亿美元。总投资中有1.12亿美元由纽约市拨款，2070万美元由联邦政府拨款，70万美元由州政府拨款，其余1940万美元由“高线之友”募集或由西切尔西区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公园的运营和维修费用几乎全部由“高线之友”筹款负责。据“高线之友”的年度税务报表，2013年其总收入为3169万美元，其中捐赠达到了3001万，占94.7%，场地租赁的收入为45万，政府拨款仅为8.7万，连1%都不到。

　　高线更新带来了超出预期的成就。“高线之友”曾提出如果纽约市投入1亿美元用于翻新高线，那么将在未来20年获得高达2.62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就现在的数据看，纽约政府因高线公园已获得20亿美元收入，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高线公园每年有大约700万人次参观，是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高线公园成为周边房产开发的催化剂之一，很多世界级的建筑师在这个区域进行设计，这个地区也成为纽约曼哈顿岛上最昂贵的地段之一。

　　在高线公园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大量富人涌入，让原住民中的低收入人群逐渐失去社区归属感。

　　（二）伦敦西区

　　伦敦西区在不足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聚集着40多家剧院，与纽约百老汇并称世界两大戏剧中心。自1998年以来，每年保持着200部以上的新剧推出速度；平均每年吸引观众数超过1000万人次，2018年观众首次突破1550万人次，票房收入达到7.65亿英镑。

　　伦敦西区的城市更新做法，一是“以公带私”，推动空间更新。伦敦西区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遇到了私有土地密集，难以协调的问题。伦敦政府就另辟蹊径，针对可控的公共空间开展更新，先后颁布“100个公共空间计划”“优秀户外空间计划”等公共空间更新计划，以此为公共空间环境“提质”、注入活力，反向牵引私人业主、企业加入更新行列。

　　伦敦西区分别从街道、交通节点、建筑改造三个层次，全面激活公共空间活力。街道改造通过压缩车行道宽度，加宽步行道，以及增设街边“小集市”等功能空间，实现步行友好。针对交通节点，5条线路、6个站点组成高密度地铁网络支撑。西区针对这些交通节点中的广场空间，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将其转化为各具特色的人气节点，塑造多样化的游览体验。针对建筑改造，西区致力于将公共空间打造成“生活示范区”。西区建筑私有化比例极高，伦敦政府可以用于更新改造的建筑屈指可数，于是考文特花园成为改造的重中之重。不过，伦敦政府对其改造重心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希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生活示范区”。所有老建筑修旧如旧，并恢复其原有的特色功能。考文特花园市场的整体空间格局以及建筑结构均被完整保留。最大的改造是新建下沉式的庭院，恢复其旧有的市集功能。新市集只允许本地特色的零售商入驻，并形成三个主题市集，即古董集市、一般集市、艺术集市。在考文特花园的改造过程中，还全面恢复步行街区模式，并成立街头艺术协会，吸纳街头艺术家来此表演，将公共空间变为街头表演艺术区。

　　二是“腾笼换鸟”，使更新更可持续。西区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更新组合拳，为恢复区域活力塑造出必要的“硬件环境”，但还不足以扭转西区犯罪事件频发的现实。伦敦政府认为，虽然酒吧、夜场为西区带来了可观的税收，但它们是治安混乱问题的根源，必须重拳治理。此后，西区环境更新带来的租金上涨，加上连续多年的酒吧、夜场治理行动，使它们的数量骤降，西区治安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据夜间行业协会（NTIA）统计，2007年至2017年间伦敦夜总会数量下降50%，其中多数位于西区。

　　“旧夜经济”的衰退，必须要有“新夜经济”的崛起，才能保障区域发展可持续。伦敦政府大力扶持戏剧产业，重启夜经济。戏剧产业无疑是新经济的代表，但属于高投入低产出、高流量低利润的行业。而且西区众多剧场为保护建筑，需投入高额维护费用。西区有5个国家级非商业剧院和众多实验性剧院，它们不以商业为目的，只为促进戏剧产业的多元化发展。西区还推行低票价策略，吸引更多的游客进入剧场。这意味着伦敦政府必须投入高额补贴，才能保障剧院的正常运转，但这是一项非常精明的“投资”。夜间治安的改善，大大延长剧场夜间演出的时间和频次，戏剧与区域内的各色公共空间、商业配套形成联动，催化出“白天逛街、晚上看剧”的戏剧主题游。西区平均每位观众的票房支出是27.75英镑，票务之外的附加消费是53.77英镑，戏剧产业迅速替代酒吧、夜场，成为西区夜间经济的新动能。

　　伦敦西区的城市更新，看似是空间更新，实质是产业更新；看似是“赔本赚吆喝”的戏剧文化，实质是培育产业链、吸引消费人群。

　　（三）东京涩谷

　　如何解决城市中心商业区的衰退问题，传统思维是以“购物场景升级”的方式重塑商业区的活力。东京涩谷的城市更新另辟蹊径，引入“科技”引擎，让商业区成为科技新的承载地，打造潮流之都。

　　我们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涩谷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流行文化的发源地、日本的时尚潮流中心，但其实涩谷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有“比特谷”之称，对标美国“硅谷”，是东京最早形成的科创中心。大量的科创企业汇聚于此，比较知名的有国际IT巨头谷歌、亚马逊在日本的分部，以及日本本土四大龙头IT公司，围绕这些公司还生存着许多现在还“无名”的小型科创企业，共同构成了东京的科创企业大本营。

　　什么样的“科技”能与商业区进行融合？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能与商业区进行有机融合。日本的IT产业可以根据服务对象大致分为两大类型，即服务于本土产业的“支援型IT产业”和服务于大众的“生活型IT产业”。与商业区比较匹配的是“生活型IT产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广告、社交网络、人力资源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类企业。

　　如何通过场景重构加速“科技”与商业区的融合共生？第一，涩谷打造充满科技感的“潮流地标”场景。2019年，涩谷Scramble广场大厦正式竣工营业，并在屋顶设置了一个日本最大的屋顶展望空间。第二，涩谷打造“创意商业”场景。涩谷的多家商业综合体内都引入了时尚又具有创新意义的“创意商业”体验型店铺，为顾客打造最具前沿性的线下购物娱乐体验。第三，涩谷打造“酷乐办公”场景。虽然东京整体都在提倡共享办公的理念，却唯独涩谷特别打造了“为创意者而生”的“酷乐办公”场景。并且在涩谷城市更新后，区域内诸多商业体中都加入了这种空间，专供创业中的科创企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