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座开始之前，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什么把一些拿得起来的事物称为“东西”，而不叫“南北”？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说法。一种解释是，依据五行学说，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这两样是可以拿得起来的；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这两样是拿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将拿得起来的事物称为“东西”。另一种解释是，古代有兜售商品的东市和西市，所以我们将买卖的物品称为“东西”。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讲的是第三种解释。“东西”是古人对于中国整体格局的理解。从朝代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格局从划分东西到划分南北的变化。“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周分为西周与东周。“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两汉”指西汉和东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两晋”指西晋和东晋。到此为止，中国以“东西”划分格局。“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南北朝”分南北。“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宋分北宋和南宋，明朝崇祯帝自缢后出现过南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这就要从中国是怎样长成的说起，中国的发展史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一步一步，由小到大，直至成熟。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软件，那么整个中国的发展史可以分为4个版本，从1.0到4.0。历朝历代的中国疆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中心地区在移动，边界也在扩大和缩小中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比如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中国的扩张被局限在相对固定的范围内。“中国”二字连用，最早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前，周成王五年制作的一件酒器上，上面写着“宅兹中国”，意思是居住在中心地区。所以，“中国”最早的含义是中心地区，而不是指代整个国家。

　　一、中国1.0——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

　　中国1.0时代主要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殷商故都位于河南安阳。丰、镐遗址，均处于陕西省。春秋五霸大概所处区域位于陕西、河南、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等，这片区域就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所以，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西周位于陕西，为防备西边的少数民族犬戎，西周在骊山一带修建了20多座烽火台，用于报警。西周末代皇帝周幽王为博其宠妃褒姒一笑，多次点起烽火，让各地诸侯以为首都被犬戎包围，白跑一趟。诸侯赶到发现真相时既无奈又恼怒的状态确实让褒姒笑了。但在多次戏弄后，诸侯便不再相信，不再出兵援助都城。后来，犬戎攻破了镐京，杀死了周幽王。这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迁都洛邑，东迁之后的周朝，史称东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西周到东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整体向东移动。

　　迁都不但改变了王朝的走向，还留下了一个“火种”。迁都后，原先都城的位置被犬戎占领。因秦襄公护驾有功，周平王封其为诸侯，将岐山以西的土地赠予他，并与他立下誓约，如果秦国能赶走犬戎，就把犬戎占领的土地给秦国。后来秦国真的赶走了犬戎，扩大了国土，为日后的强大奠定基础。从周朝灭商到秦国统一天下，都是从西边向东边扩张。

　　东周被称为中国的“轴心时代”。什么是轴心时代？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比如，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们；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这些人奠定了整个人类思想的基本格局。儒家、道家、法家，奠定了中国人文化人格的底色。我们现在学的《论语》《道德经》《庄子》《韩非子》等都是来自这一时代。

　　二、中国2.0——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

　　（一）长江流域进入中国大视野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范围在各国的吞并扩张中进一步扩大。秦国灭了巴、蜀两国，占领了重庆和四川，收获了盐和铁，为日后统一天下奠定丰厚物质基础。赵武灵王修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赵长城一路向北，修到了内蒙古境内。楚国本来在河南南部地区，但在吞并云梦泽后，领土扩大到了湖北、湖南等地。

　　在经过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后，诞生了七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史称“战国七雄”。其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是秦国和楚国。秦国虽然文明相对落后，但战斗力很强，被称为“虎狼之国”。楚国拥有广大疆域，是最早自立为王的国家，物产丰富，兵力也较为雄厚。排在秦、楚之后的是齐国和燕国。齐国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且偏安一隅，是七个国家里最富裕的国家。实力相对较弱的是赵国、魏国、韩国。这三个国家中，赵国是战斗力最强的。赵武灵王不仅把国土边界推到内蒙古境内，也注重推行胡服骑射，主张向少数民族学习，但赵国在长平之战中败于秦，据史书记载，四十万大军均被杀。韩国是三家分晋里最弱的一家，但也为推动整个战国时期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比如，韩国为消耗秦国国力，派水工郑国到秦国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结果反而帮助秦国解决灌溉难题，间接促成秦国霸业。魏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先通过变法提高实力的国家，但没能强大到最后。

　　秦楚争霸的第一回合，鄢郢之战。公元前279年至公元前278年，秦国名将白起率军伐楚，攻破楚国别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重创楚军主力，秦国因此获得了楚国大量国土。楚国被迫迁都，国力受到极大削弱。楚国诗人屈原在听说这个消息后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江自尽。

　　秦楚争霸的第二回合，灭楚之战。公元前225年至前223年，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军攻灭楚国和越国残余势力。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国就此灭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越国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秦楚争霸的第三回合，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时以楚为号召，所谓“大楚兴，陈胜王”。楚国本就是反抗秦国中最有力的政权，秦末农民起义大多打着楚国的名号。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楚国名将项燕被杀时发出的慨叹。项燕的后人项梁也以楚的名号集聚力量反秦。项梁的侄子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司马迁将其放入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中。这一回合可以认为是楚赢了秦。

　　刘邦和项羽在这一回合中联手打败了秦国。这两人都曾在路上围观过秦始皇巡游天下的车驾，但说出的话截然不同。刘邦看到后的评价是：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虽然两人性格不同，但都有很强的野心。在联手打败秦国后，二人开始了彼此间的博弈。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就是这时候的产物。楚汉相争的结果是刘邦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西汉王朝。

　　（二）新疆进入中国版图

　　西汉对中国版图开拓的主要贡献是开发了西域。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条窄窄的通道，且随时面临被北方匈奴切断的危险。东汉通过各种办法扩宽了这条路，分裂瓦解了匈奴势力，稳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

　　1.汉匈和战

　　汉初，汉高祖刘邦与匈奴打仗，被围困于白登山，史称“白登之围”。经此一役，汉朝对匈奴转而采取和亲战略。这段时间，汉朝处于弱势、守势，不得不依靠置送财物和联姻等方式换取和平。经过文帝、景帝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上台时，西汉的综合国力大为提升。从公元前133年到前119年，汉武帝发动了数次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几度穿越北方大漠远征匈奴，夺得陇西，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地区，将匈奴驱逐到祁连山以北。但战争消耗了大量国力，汉武帝晚年曾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公元前72年至前71年，西汉宣帝联合乌孙共击匈奴，最终取得胜利。

　　2.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张骞刚经过匈奴时便被俘，匈奴人将其困了十年，还给他娶了匈奴女人为妻。但张骞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于十年后果断逃出了匈奴地区，经过一番艰难跋涉，终于抵达大月氏。但此时的大月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受到乌孙的攻击，被迫搬到更远的地方。新的领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他们已不愿再打仗了。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最终没能完成联合大月氏的使命，但他在西域了解了各式各样的风俗民情，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张骞回程时为避开匈奴，特意选择南道，但还是被匈奴抓到，扣留了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张骞趁匈奴内乱之机，回到汉朝，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的情况。汉武帝对张骞出使西域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特封其为太中大夫。

　　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汉朝与西域之间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张骞让这两个世界的人得以互通有无。但打通西域也不仅仅是张骞的一己之力。汉朝为加强与西域的联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招募更多的使者前往西域，替代刑罚让犯罪的人移居西域，以及鼓励商人到西域经商。这条沟通汉朝与西域的商路一下子变得繁忙起来。

　　3.开发西域的意义

　　第一，削弱匈奴的势力。开通西域之前，汉朝只能独自对抗匈奴，开通后，汉与西域联合对抗匈奴，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势力。第二，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第三，商路畅通，互通有无。第四，商业交流推动文化交融。汉灵帝非常喜爱来自西域的事物，像胡服、胡床、胡饭、胡笛、胡舞，等等。在使用这些西域器物的过程中，生活方式也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西域的文化便会渗透到中原地区。汉朝通过与西域和亲的方式，将中原的器物、生产生活方式等带到了西域，也在逐渐改变着西域的文化。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时代与地点，他愿意出生在公元1世纪的中国新疆，因为当时那里处于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打通西域，不仅建立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还打通了中亚与东欧，直至西欧的文化交流之路。苜蓿、葡萄、胡桃、石榴、胡麻、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中国还从西方引进了良好的马匹、骆驼。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也逐渐传入中国。

　　这一时期，佛教东传，比较有名的故事是“白马驮经”。相传，佛经是由一匹白马驮到洛阳。为存放经典，汉朝专门建立了一座名曰“白马寺”的寺庙。佛教东传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思想与儒家、道家、法家等本土思想相互碰撞交融，深深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建构逻辑。此外，佛教由中国一路传到东亚，对朝鲜、韩国、日本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从西北向东南移动

　　汉献帝时代，天下大乱。汉献帝将都城从洛阳搬到许昌，都城的位置向东南方向移动了。曹操的儿子曹丕替代汉朝建立了魏国，蜀国和吴国也相继建立了。蜀国的都城在成都，吴国的都城刚开始是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后来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三国不断地开发中原，扩大中国的版图。吴国曾派军队到达夷洲，也就是现在的台湾。蜀国，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征伐西南少数民族。魏国，征乌桓、破鲜卑，重新打通与西域往来的道路。可见，三国鼎立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中国的范围仍在不断变化。西晋发生“八王之乱”，五胡得以入侵中原。在中原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北方少数民族也在不断内附。扩张与内附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战乱与冲突最终导致西晋灭亡。此后，西晋王室后裔以建康为都城，重建晋王朝，史称东晋。

　　异族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正经历小冰河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四次小冰河期。小冰河期出现后，会变得非常寒冷，植被大量减少，江河淤塞，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商周之际曾出现过一次小冰河期，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段时间是第二次。在此之前，陕西境内并不像现在这样一片黄土，黄河流域两岸长满竹子，植被茂密。因此，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但小冰河期出现后，植被大量减少，北方很多少数民族已无法继续生存，于是他们选择向陕西、山西等地南迁。

　　此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发，也为北方少数民族南迁创造条件。刘宣提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与南方政权对峙，史称五胡乱华。“五胡”主要指散布在陕西、山西、河北境内的匈奴，集中于河北境内的羯，在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鲜卑，在甘肃和青海一带的羌，以及分布于甘肃、四川、青海的氐。

　　304年，匈奴人刘渊在山西筑坛设祭，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造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进行祭祀，自称汉王，建立汉国。一个匈奴人在汉王朝的谱系里认祖归宗，这是明显的汉化标志。羯人石勒建立赵国，史称后赵，为十六国之一。十六国时期最后出现的大夏政权，由自称是夏后氏后裔的南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这些例子都说明，当时的胡人汉化程度很高，各民族处于相互融入的状态。

　　南北朝时期，最典型的汉化案例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他将首都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了洛阳，这是从胡人的中心迁到了汉人的中心。且当时两地气候环境相差较大，许多王公贵族都无法接受洛阳的炎热，但孝文帝克服层层阻碍，将都城迁到了洛阳。经济方面，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将土地分给民众，要求百姓70岁时交还给国家。大家注意，这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建立属于自己的农耕制度。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截然不同，孝文帝在面对何种方式更适合发展时，选择了农耕文明的方式。文化方面，孝文帝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改说单音节的汉语，还要求改汉姓，比如鲜卑皇族本姓拓跋，后改为元。

　　同时，这是汉胡互化的时代。胡人汉化只是民族交融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唯一的方面。汉胡互化推动少数民族逐渐与汉民族融为一体。自从五胡乱华后，汉胡的问题就不再是种族问题，而转变为文化认同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愿意认同汉族文化，认同汉族先祖。民族融合到今天，我们已经分不出“纯正”的汉人和胡人，每一个出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属于中华文化下的一国同胞。

　　三、中国3.0——天倾西北，地陷东南

　　（一）隋唐时期

　　“隋唐”虽然指的是两个朝代，但二者总是一起出现，所谓“隋唐不分家”，隋与唐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隋朝完成了大一统，将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在隋版图的基础上，唐朝再往外扩张了一步，打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帝国。

　　隋朝是如何建立的？这就要回到汉胡互化的问题。北魏虽然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当它进入中原后，也要防备其他游牧民族。北魏前期在都城平城以北边境设置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北方六镇武将和关陇豪族组成了关陇军事集团，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来自武川镇的独孤信将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隋朝、唐朝的皇帝。长女嫁给北周第二位皇帝周明帝宇文毓，四女是唐高祖李渊之母，七女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皇后。所以，三个王朝皇室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亲戚关系。

　　唐安史之乱是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安史之乱后，中国再也没有向西边扩张。790年以后，唐朝彻底失去西域。此后，唐朝仍然延续了100多年，并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北宋与南宋都只是中国境内诸多政权之一。安史之乱后，中国的中心向东南移动，东南地区相对和平，经济得以发展。这一转变可上溯至武则天时期，那时的关中平原早已没有往日的富庶，武则天经常前往洛阳居住。中唐以后，尤其是北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愈发明显。

　　（二）辽宋对峙

　　辽与宋是两个并行的王国，不存在附属关系。辽国的建立比宋朝还要早。辽国一直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始建年号，并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大辽”。“契丹”与“辽”代表着胡汉文化选择的问题。983年，复更名“大契丹”。公元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大辽”。

　　国号在“契丹”与“辽”之间来回摆动，说明两点问题。第一，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入过程阻碍较多。虽然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占领了开封，但却无法长久经营，最终只得被迫引军北返。第二，契丹与西亚、中亚、东欧的联系十分紧密。在他们看来，东方这片土地可以统称为契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契丹就是西方对中国的代称。随着汉化推进，直到1066年才最终将国号确定为“大辽”。

　　辽和北宋，究竟谁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有人认为，如果使用的是少数民族的礼制，那便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如果使用中原地区的典章制度，那便是中国王朝的正统。到了南宋，宋人开始主张北宋是正统王朝，南宋继承北宋政权，也是正统。我们经常将“宋”与“元、明、清”相提并论，但其实“元、明、清”政权的覆盖范围远超宋朝。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从汉献帝手中接过政权的曹魏作为三国正统，而南宋朱熹则将蜀汉作为正统，因为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是汉室后裔，并试图以同样的方式为南宋的正统地位寻找支持。后人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将“拥刘反曹”的立场贯穿其中，也是受到了朱熹思想的影响。

　　1005年，北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此后两国维持了百年和平。宋太祖以“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打败了南唐、北汉等国，他曾提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灭亡北汉后，宋与辽直接对峙，大战不可避免。自979年至1004年，宋辽以燕云地区领地争端为主对峙25年。宋真宗时期，辽国率军南下，朝中提议“南下定都”，宰相毕士安和寇准一致反对，寇准甚至一再鼓励皇帝亲征。宋真宗到前线后，士气大振，北宋军队的床子弩在澶州城上射杀辽国大将萧挞凛。两军势力转变为均衡状态，辽军开始主动求和。

　　澶渊之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南北平等的条约。其一，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此论。其二，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其三，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其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虽然看上去宋每年要向辽提供银钱、布匹，对宋不公平，但设置榷场、双方互市很容易变成宋对辽的贸易顺差，将互市后可能产生的差额定期向辽提供也是保障公平的一种方式。澶渊之盟换来两国的长期和平，节省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辽称得上是文化自足的王国，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也延续着自己的文化习俗，比如捺钵制度。“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意为辽帝的行营。作为一种活动习俗，是指辽帝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等活动。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又称四时捺钵。捺钵制度有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交流和联系，起到稳定政权的作用。辽国还实行“一国两制”，“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也就是用契丹的方式管理契丹人，以汉制管理汉人。此举也有利于保障辽国的稳定。

　　（三）南宋与北方对峙

　　宋金联合灭掉辽国后，金又灭掉宋。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宋与金、元对峙的时代。南宋虽然只占据浙江、福建、两广和海南等地，但却能与辽、金、蒙元对峙那么长时间，主要依靠的就是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财富支撑。所以，南宋虽然很弱，但同时也很富。钱从哪里来？答案是发展商业，推动城市化。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就是南宋首都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期临安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兴盛，万物云集。“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唐代，南方最繁华的港口是广州，当时设立市舶使专门管理通商事宜。南宋时期，泉州逐渐发展兴盛起来。海上贸易的发展得益于发达的造船技术，南宋已经能够造出相当庞大的货船。1987年发现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船长41.8米，宽11米，高4米，排水量达828吨，载重达到425吨。这在当时已经接近了木质海船的最大极限。

　　四、中国4.0——中国版图定型

　　（一）元代

　　元朝虽然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但也很注意发展海上商业。元朝的海运在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元朝基本没有依靠前朝留下的京杭大运河，而是依靠海运将南方的物资运到北方。元末农民大起义时，真正给元朝致命一击的是失去了对海运的控制。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极大发展。泉州的地位就如同现在的纽约、上海一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吸引了众多来自欧亚地区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各地区的文化在此汇聚融合。

　　马可·波罗来华时走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回程时从泉州出发，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很多人质疑马可·波罗访华的真实性，其中一条证据便是通篇游记中没有提到长城。其实，元朝已不再重视修建长城，当时长城内外皆是一家，绝大多数前朝修建的长城已经变为废墟。马可·波罗就算看到长城遗迹，在无人指点的前提下，恐怕也无法了解其价值。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绘了元朝的繁华与富庶，现在看来其中有明显的夸大成分。关于游记的真实性，至今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影响了后世许多航海家，比如达·伽马、哥伦布，他们都受到游记的影响，主动探访东方世界，共同开启了整个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元朝修建了遍及全国的驿道。元朝没有分封诸侯王，而是采取垂直管理的方式。为掌控如此广大的领土，元朝修建了大量驿站，但带来了较为沉重的站户负担。

　　（二）明朝

　　明朝对中国版图形成的贡献是什么？明朝开发南部地区，势力范围一直到现在的越南，并在贵州设省。东边的高丽、琉球都是明代的属国。但明朝在海洋方面的态度不及元朝那么开放，郑和虽七下西洋，但并未给明朝带来经济利益，更多的是展现明朝国威，属于政治活动。明初曾颁布“史上最严禁海令”，要求“片板不许入海”。这主要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对海洋的排斥。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喜爱土地，遵守秩序，他要求人们不能随意出行，离家百里必须到官府申请“路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从明到清，一直实行较为严格的“海禁”政策，将对外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上。朝贡贸易就是指附属国每年定期向明王朝上交朝贡品，明朝再将几倍于朝贡品的赏赐品返给附属国。

　　明朝中期出现了大量倭寇，“倭寇”一词最早形容侵犯我国边疆海域的倭国人，也就是日本人，但这时出现的大多数是走私的中国海商。虽然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但海洋贸易的巨大利益推动着沿海商人铤而走险。嘉靖禁海后，明朝迎来了隆庆开海，民间海洋贸易取得合法地位后，倭寇数量大大减少。

　　明朝，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在进行当中，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是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于1582年被派往中国传教，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28年。利玛窦不仅带来了天主教信仰，还将西方的仪器、图表、地图等带到中国，让中国人看到了真正的世界。利玛窦还将很多文化名人发展成天主教徒，比如徐光启。徐光启被后人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是“400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徐光启不但不排斥西方技术，还认为西方技术对中国发展有很大好处，且主张西方思想能够给中国文化带来必要的补充。

　　徐光启做得比较有名的事情是，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让这些来自西方的数学知识传到中国。徐光启个人的思想也经历了转变，从信奉阳明心学到成为天主教徒。一开始，徐光启信奉王阳明的心学，但他发现很多人只谈心学而不操实业，大部分人主张“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认为这样的思想对民族发展没有实质的好处。他主张将天主教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于是，徐光启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文化。

　　这一时期，云贵川正式成为中国大后方。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使得贵州成为明朝第十三个省。从汉武帝时期到明成祖时期，云贵川地区终于成为中国固有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贵川的文化不断与中原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清朝

　　有些人认为清朝疆域不如元朝大，甚至不如唐朝大，但其实就实际统治范围看，清朝疆域范围最大，向西北到达了宁夏、青海、新疆，向东北到达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向西南到达了西藏、云南、贵州。中国版图基本上正式形成。

　　辽代实行捺钵制度，清朝建立的避暑山庄可以视为捺钵的遗留。避暑山庄的营建是在康熙到乾隆时期完成的，最初是为了解决到木兰围场沿途的吃、住、休息及物资运输等问题而修建的。乾隆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避暑山庄的占地面积很大，是故宫的7.8倍。

　　我们今天来看，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的皇帝，但当时的蒙古、西藏可未必视其为自己的帝王。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博克多汗”，西藏将清朝统治者描述成转轮王和菩萨化身。从这些称谓上可以看出，清朝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南不封王，北不断亲”，不给南方的汉人任何势力范围，同时通过持续不断地联姻稳定蒙古。一方面，清朝将宗室女主动遣嫁，另一方面，清皇族也主动迎娶，康熙时期的平郡王纳尔福，乾隆时期的恒亲王弘晊，嘉庆时的豫亲王裕全等，都曾娶过蒙古贵族之女。对待西藏，清政府采取政教合一的管理方式，利用藏传佛教管理西藏地区。对待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清朝完成了自明朝开始的“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改行与内地同样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员由朝廷选拔流官充任，不得世袭。设置流官后，税收大大增加。

　　我们经常讲“康乾盛世”，将“康雍乾”并列，但这三者中，康熙是开垦者、雍正是播种者、乾隆是收获者，所以真正的大帝是雍正，他完成了三件大事，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第一件就是清查户部亏空，包括“改土归流”。第二件事是“摊丁入亩”，实现官绅一体纳粮。以前只征收人头税，且官绅有功名，可以不交税，雍正将所有人划入了纳税体系，且按土地征税，大大增加税赋收入。第三件事是治理贪腐。雍正提出“高薪养廉”，发放养廉银，增加官员收入，在一定时期内效果显著。

　　（四）近代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当时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为建立中华民国带来了一个问题，何谓“中华”，何谓“鞑虏”，东北、蒙古、西藏、新疆是否仍属于中国版图。因为这些地方都服从于清朝的统治，与民国没有建立契约，若要建立新的国家，这些地方可以考虑独立出来。最终，通过谈判斡旋，清帝宣布退位，将统治权交给民国政府，保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

　　我们现在再回顾中国历史，不同时期，“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从最早的“宅兹中国”到现在，中国版图一点一点发展扩大。中国既是地域共同体，也是文化共同体。从古至今，“中国”融入多种文明形态，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从历史的角度看，判断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期是否属于“中国”，有三条标准。一是看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看是否任命官员、设置管理机构、征收赋税；二是看当地人的身份认同情况；三是看华夏文明整体的接纳与融合程度。历史上维系中国的力量，一是政治控制，二是商业网络，三是书写文明，即使用汉字。中国以其同一性和稳定性闻名世界，我国的民族、语言、立法、制度等延续千年，同时在同一性中蕴含巨大的丰富性，中国人不用走出国门就能体会到各式风土人情。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