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克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和增长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制约的背景下，党中央在2015年提出来的一个政策性概念，并形成了一项推进改革和发展的长期性重大政策。随着对这个问题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和这项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的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项重要内容。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时间、背景和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的一个政策概念、一项改革内容，是习近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二是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制约，而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当时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的突出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而其背后有着体制机制的深层原因。有些学者对这些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概括，主要是：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金融抑制明显，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科技教育体制僵化，创新“驱不动”；政府管理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滞后。同时，已经持续了几年的扩大总需求政策面临财政、金融等风险加大的制约，需求管理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越来越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

　　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政策。这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困难和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发展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随后，中央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和推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政策创新和理论创新。从实践意义看，这标志着中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抓住了改革发展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应对短期困难与推动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把缓解总量性矛盾与解决结构性问题结合起来，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拓展了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缓解我国传统生产要素和环境变化的压力，促进经济增长新动能和新活力的不断释放；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化解供给结构错位引发的总量矛盾，引导供需关系合理变化和趋向新的均衡；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从理论意义看，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用唯物辩证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秋石，2017）。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含义和内容

　　具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西方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经济改革的一种泛称，一般指为解决现实问题、增强经济活力而实施的局部性改革。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指向性，不是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部分组成，而是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部分组成，主要是指从供给侧入手，依靠深化改革来推进结构调整。

　　要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含义和内容，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次重要论述（郭克莎，2020）。

　　一次是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在以上专题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论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依靠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优化供给结构和提升供给质量，促进供需协调和生产率增长；二是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完善生产关系的关系，重点是在推进改革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重视兼顾当前与长远，既注重当前经济增长又推动长期可持续发展。

　　另一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在以上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重点内容：一是最终目的或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二是主攻方向或主要任务，就是要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三是根本途径或本质属性，就是要通过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过更具体的阐述。他指出，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创新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领导人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一种新政策，与西方的供给学派或供给经济学有根本性的区别。经济理论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曾有过一些讨论，基本上否定了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内在联系，认为两者的理论基础明显不同。同时，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内涵、依据等问题，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看法。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基础

　　围绕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政策，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阐释解读和深入的研究分析，相关的各类文献非常多，相同或相似的观点相当多，这里只从宏观和学术的层面，概括部分有代表性的观点。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动因。多数学者认为，主要动因或直接原因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多种矛盾使增速下行压力加大，产能过剩、债务负担、金融风险等问题日益突出，持续依靠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下降，同时结构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逐步强化，其深刻根源是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影响，因而需要把政策重点转向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例如，蔡昉，2016；吴敬链，2016a；杨伟民，2016；刘世锦，2016；林毅夫，2016；李扬和张晓晶，2015；刘伟，2016；黄群慧，2016；方福前和马学俊，2016；田国强，2018）。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提升供给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例如，张卓元，2016；马建堂，2016；厉以宁，2017；贾康和苏京春，2016；王一鸣，2015）。二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依靠改革解决结构扭曲或资源错配的问题，促进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带动结构调整优化和转型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例如，刘世锦，2015；杨伟民，2016；刘伟和蔡志洲，2017；黄群慧，2016；郭克莎，2016；杨晓维，2016；周密和刘秉镰，2017；李佐军，2015）。三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消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提供有效市场制度供给（例如，吴敬琏，2016b；田国强，2016；贾康和苏京春，2016）。四是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正确处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尤其要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沈坤荣，2016；卫兴华和黄丽云，2018；张军，2016；丁任重，2016；陈小亮和陈彦斌，2016；刘伟，2017；金碚，2017；胡鞍钢等，2016；龚刚，2016）。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内涵的分析，包含着多个方面的观点，有些观点是交叉或并列存在的。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学者们普遍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也不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为基础。刘元春认为（2016），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不能存在误读。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包括：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结构性改革理论，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多数学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的供给和需求理论，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理论等（例如，洪银兴，2016；逄锦聚，2016；谢地和郁秋艳，2016；方敏和胡涛，2016；简新华和余江，2016；丁任重和李标，2017）。另一种则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对现有理论进行综合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刘元春，2016；方福前，2017；郭杰等,2016）。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主要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有些学者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思维和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拉美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郭杰等,2016）。

　　还有学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理论基础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以“市场万能”和“萨伊定律”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二是政策手段不同。供给学派把减税作为其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三是改革目标不同。供给学派的改革目标不仅要走出当时“滞胀”的困境，而且要回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借鉴

　　有学者认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存在的问题症结，基于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源于某一种现成的经济学理论。中国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需要借鉴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思想资源，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理论的引导，从而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供给理论，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症结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方福前，2017）。

　　有些学者认为，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基础的学术争议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学术争议可以深化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最后共识的形成；二是这种理论争议凸显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争议的存在说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尚未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和认知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西方供给学派或供给经济学不能作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也不能简单而笼统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单一理论来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相对新生的事物，没有直接可以运用的既定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来指导，我们只能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的过程中，建立并不断夯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概括起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等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或供给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不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对西方供给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思路的批判与借鉴，对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提供一定参考。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理论创新和贡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从中国经济学的角度看，主要理论创新和贡献表现在：一是创造性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何立峰，2022）。这与西方供给学派有实质性差别，是对后者的重大超越（经济日报课题组，2021）。二是提出以深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思路，使我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式，从过去的以计划和行政办法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法律办法为主之后，又增加了以深化改革和市场化办法为主的新思路。这是对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应当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和工作者在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分析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对经济发展的深层影响、提出坚持以深化改革来推动解决结构性矛盾等方面，也作出了理论性贡献。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推进过程与成效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主要推进过程

　　根据我国通常以会议推动工作，以年度会议推动年度工作的基本特点，下面以每年在年底召开并部署第二年总体政策和任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通稿为线索，概括阐述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政策内容，简要分析政策的基本走向。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中央首次把“三去一降一补”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在这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包括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主要是优化供给结构、矫正资源错配和促进产业升级；去库存是指减少部分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过多库存，主要是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发展；去杠杆是降低整个经济特别是企业部门、地方政府的过高债务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供给领域安全；降成本是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特别是税费、融资等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负担，缓解企业经营发展困难，促进供给能力和效率提升；补短板主要是加强薄弱环节和短板领域建设，推动有效投资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和提高发展协调性。这几个方面都是我国供给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需要依靠调结构、促改革去化解矛盾的重要内容。

　　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2017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把重点任务扩大到四个方面，除了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还增加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三项重点工作。这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重点任务的扩展，是对实践中面临的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任务的进一步阐述，也是为了更好地把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结合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新增的三项重点任务与“三去一降一补”是密切相联系的，并没有偏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重点定位。例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有“三去一降一补”的基本要求，只不过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具体任务和政策取向；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在有效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的条件下推进，才能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增长动能转换；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则是在继续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立有利于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和机制。

　　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十九大闭幕后不久召开的，会议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第一项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强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主要抓手；“立”是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降”是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通过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和物流成本。可以看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深入到三个重点方面：一是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强调以“立”为重点来推进“补短板”的建设，主要是依靠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三是有针对性地加强“降成本”的政策，特别是通过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拓宽实体经济降成本的空间。

　　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巩固成果的重点是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这体现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展重点工作任务的新要求，有利于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更好结合起来。特别是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个新的政策取向，重点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在这里，已经反映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取向。

　　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要继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同时，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中指出，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还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容中，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看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更加注重重点推进，注重继续落实好八字方针，注重发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两个轮子的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步伐。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同时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显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仍然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在更高的水平上处理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更加重视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开放对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作用。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

　　截至2021年6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已实施了5年多，主要政策不断向纵深推进，由扩展范围到重点推进再到提升水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总体上取得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重大成就，与宏观调控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等一并引领带动其他政策，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应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带来的挑战，使我国经济渡过了“三期叠加”、“四降一升”等时期，推动了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由于政策实施、落实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我们可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进行分析评价的，主要是第一阶段实施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2016年以来，“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去产能政策在部分重点行业取得快速进展，去库存政策在多数城市取得明显成效。仅2016年当年，钢铁、煤炭产能就分别退出6500万吨以上和2.9亿吨以上；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3.2%，其中住宅待售面积下降11%（宁吉喆，2017）。根据国家发改委2019年1月22日新闻发布会提供的信息，到2018年末，“十三五”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其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五年任务已在三年内提前完成。

　　但也要看到，“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或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沈坤荣，201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还存在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推进。不协调主要是推进宏观经济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果；不到位主要是激发增长活力的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迟滞了宏观经济全面复苏步伐；不配套主要是重点领域改革不到位，制约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不但影响改革的整体成效，而且增加改革的预期成本。

　　有些学者定量分析了2015—2018年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和绩效提升方面的政策效果（丁志国等，2020），基本结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钢铁和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伴随“去产能”政策的不断推进，企业的过剩产能不断退出，产能利用率平均逐年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得到提升，但政策效果呈现了迅速减弱的时间趋势特征，甚至政策效果出现反复。在政策有效性方面，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的政策大多数采取政府强制干预的手段，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增加过剩产能的冲动，实现了显著的“去产能”和提升绩效的政策效果，但长期看政府的强制干预政策可能再次扭曲资源配置，引发市场供需失衡，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同时，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把“三去一降一补”等同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泛用化和内容简单化。主要表现：一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供给结构的政府管理。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采取计划方式、行政手段来推动供给结构的调整。二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供给侧的具体工作。一些企业、行业、政府部门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来描述、概括自己所做的具体工作及成就，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日常工作和成绩的总称。三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作一般口号广泛使用，当作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装。这导致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略了以推进改革为动力；二是忽略了以结构调整为抓手；三是忽略了以市场机制为导向。

　　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思路和配套政策

　　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带来的压力尚未消除，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挑战更加严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结构矛盾对总量矛盾的影响，但政策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可能是短期性的，而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及影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世界供给体系加快调整，对我国经济结构变动产生了新的冲击，对我国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形成了更大压力。因此，我国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仅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而且要坚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思路是：

　　第一，加快推进我国新发展阶段中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改革。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的突破；依靠深化改革推进保护公平竞争、抑制市场垄断的制度建设；推动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并倒逼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二，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建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经济手段、法治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协调机制，加快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法规制度，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解决行政手段的合理运用、适度运用问题。

　　第三，运用战略性思维处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这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政策要符合和适应长期政策的基本取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政策要在短期政策的成效上加快推进，要加强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政策向长期政策转变的研究（郭克莎，2020）。特别是，要积极为短期政策向长期政策的过渡和转变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加快推进有助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配套政策的依据在于，任何一项重大政策的实施都难以取得单兵突进的效果，政策主线的推进需要相关支线的配合和支持，已经进入深化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是如此。要处理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坚持稳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与推进其他经济政策尤其是宏观调控政策创新的关系、与深化其他经济改革尤其是基础性改革的关系。

　　设计配套政策的主要框架内容是：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大背景，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根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要求，推进需求侧管理政策和机制的创新，适时推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和“放管服”改革，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深化对外开放领域的改革，拓展新时期的高水平开放格局。

（作者为民生智库执行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