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和最新成果，深深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系统回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既为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也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当代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作为表达和传播专业概念的符号载体，其“革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既有概念进行重新阐释，强化其理论阐释力和批判力；二是创造新的术语，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框架。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不仅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以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和发展，成为敏锐回应时代问题、科学指引发展方向的“活的理论”，实现了术语与时代的同频共振。

　　对经典术语的时代性阐释与拓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社会生产关系层面剖析经济现象本质的科学方法论，并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的复杂图景，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典术语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有现实解释力和实践力的分析工具，创造性提出诸如“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概念新术语，有效弥补了传统理论术语在解释新时代复杂经济现象时的局限，显著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新时代复杂经济现象的解释深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价值与思想活力。

　　植根于实践的新术语的有机生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矛盾与结构性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转化为指导经济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理论根基，并形成了立足于中国经济具体实践的新术语、新概念，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底色，又显著拓宽了其理论边界，使其核心术语在回应时代之问、解答中国之问中实现了自我革新与升华，彰显出强大的理论活力与实践伟力。

　　术语内涵的系统整合与体系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集合，正是通过“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既根植经典又呼应时代的核心术语，有机串联并整合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目的、发展路径等重大问题的系统性回答，形成了一套既能深刻诠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内在逻辑、又能有效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指南，既承载着鲜明中国特色、又蕴含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全新话语体系，为进一步解析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复杂经济体的运行规律、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概念图景和思想武器。

　　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对象

　　研究范畴与对象是涉及“研究什么”与“从哪些维度去研究”的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我国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经济运行规律、全球经济格局等维度出发，拓展了关于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经济制度、宏观治理、开放发展等研究范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并引领当代复杂经济运动中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在研究范畴上从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探索，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研究范畴拓展至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整体性维度，这意味着对于经济规律的分析必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通过将诸如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安全保障等一系列非传统经济变量内化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从而构建起一个能够解析与指导复杂现代经济现象的理论整体。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形成了一套能够有效指引复杂现代经济运行的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为理解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运行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了从一般规律到具体分析的纵向深化。在政治经济学视域内，一般规律表现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资本积累、市场机制等普遍范畴的把握；而具体分析则要求将这些规律置于特定历史条件、制度环境与发展阶段之中，考察其实现形式、作用边界与演变特征等。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置于“新发展阶段”的历史坐标之中，明确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研究对象也从对“增长速度”的关注深化到对“发展质量”的全面剖析，涵盖发展动力转换、经济结构优化、分配制度完善、风险有效防控等一系列深层次议题。通过将抽象的经济规律转化为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可落地实施的战略体系与实践方案，构建起了从规律认知到战略设计再到实践落地的完整链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五年规划擘画了国家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对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意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多维方法论的综合创新与系统集成。其一，强化并发展了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将经济问题置于国家发展全局与时代大势中进行系统性谋划，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突破了传统局部分析法或短期调节思维的局限，注重从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系统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把握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体现出宏阔的战略视野与强大的全局驾驭能力。其二，凸显并贯穿了历史思维与实践思维。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社会主义五百年的演进历程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审视，强调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汲取历史智慧。同时，始终坚持实践第一原则，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试点先行和全面推广相衔接，使得理论创新始终紧扣现实需要，具备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其三，继承并弘扬了人民主体思维。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终极价值目标具体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既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又将其内化为分析经济形势、制定经济政策、衡量发展成效的根本研究方法，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实现了价值立场与研究方法的高度统一。

　　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集中、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日渐成熟的客观趋势和迫切要求。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从理论推向实践的经济学，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七个坚持”到2022年出版发行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理论精髓与实践要求等十三个方面的系统论述，再到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理论创新，以及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的“五个必须”，2024年提出的五个“必须统筹”，2025年提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五个必须”，勾勒出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思想体系，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边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谱写了新篇章、开辟了新境界。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告诫后辈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式地预料未来”，也无法提供关于未来社会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们只是立足于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仅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作出规律性、原则性的阐释，并没有也不可能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作出详尽规定。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体系，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的活的理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根本立场，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创造性地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性认识；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阐明了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等理念与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总之，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升华，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从体系建构的本体论角度来看，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个由多学科联结而构成的整体，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主要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成熟度与自主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完整性与解释力。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立足我国经济建设丰富实践，紧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议题，通过科学抽象、经验提炼与逻辑演绎，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运行机制与制度优势，更在于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提供重要学理基础与分析工具，推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从而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大厦。

　　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指引，筑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根基。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指引，坚持本土性和原创性的有机结合，通过从中国改革发展的鲜活实践中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逻辑，将中国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从而形成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命题与理论框架。同时，经济从来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技术过程，更是深嵌于特定文明脉络的社会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的价值取向、“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节用爱人”的治理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等，既能够展示中国思想文化深厚的底蕴，赋予中国经济学以文化主体性，又能够在文明互鉴意义上为破解西方经济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割裂的困境提供替代性方案，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土壤，厚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根基。任何具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本质上都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经济发展经验的系统化抽象。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生成、检验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其并非对西方经济学术语的翻译转写或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延伸，而是从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理论结晶。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历史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系统梳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并将这些问题序列化、范畴化、学理化，使每一个标识性概念都承载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从而实现对经济现象的本质抽象和理论升华，进一步形成兼具历史厚度与实践深度的自主知识体系。

　　以回答时代问题为时代使命，彰显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根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而理论则是时代的灵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正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相互叠加，传统增长逻辑失灵、既有理论解释失效的多重困境。这些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缠绕，既构成现代化征程中的现实挑战，也为中国经济学理论获得突破提供了历史契机。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在回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中提炼新材料、总结新经验、构建新体系，形成具有强大解释力、深邃洞察力与广泛传播力的自主性理论成果，构筑起逻辑严密、特征鲜明、内涵丰富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彰显中国经济学的时代担当与时代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学理支撑。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

文章来源：《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期刊